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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軍事家叔叔粟裕大將  

粟剛兵

 

2017-11-28 18:22:17  來源:(2017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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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嬸嬸楚青有時對朋友說:“其實我家的孩子是比較多的!”她說的這個“多”字,除了兩個烈士子弟外,也包括我。我自幼跟隨祖母生活。解放后,叔叔粟裕把祖母和我接到南京一起生活。從此,我對叔叔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中央指示粟裕帶兵攻打上海

  叔叔與上海結緣,始于抗戰后期。1945年初,中央有個指示,讓粟裕帶10萬精兵攻打上海,并把張愛萍派到上海做內應,還把江蘇省委改為中共中央直屬上海局,準備發動武裝起義,里應外合,把日本人趕出上海。攻下上海后的領導班子也確定下來了,劉曉任市委書記,劉長勝任市長,張執一和張承宗任副市長。接到指示后,叔叔開始認真研究上海。經過一段時間的深入研究,叔叔向中央報告,攻打上海的時機尚不成熟。從軍事上說,新四軍傾全力不一定能攻下上海。即使付出極大代價攻下了上海,之后的管理恢復也是問題。除了叔叔,潘漢年也以書面報告向中央建議,暫不能攻打上海。毛澤東從善如流,采納了他們的意見。

  經過研究,叔叔對上海已經十分熟悉。據周啟光回憶,叔叔可以不看地圖,畫出上海的草圖,道路的走向基本正確。打淮海戰役時,給交通戰壕起名,用的都是上海的路名,如“霞飛路”“南京路”。在視察時,叔叔發現“霞飛路”和“南京路”兩條戰壕交叉,他說這兩條路不可能交叉,可見其對上海的熟悉程度。他要求,連排級干部必須記住上海的路名,一旦攻打上海,可以有個初步印象。

 

粟裕部署指揮上海戰役

  果然,1949年解放大上海的任務又落到了他的肩上。上海是國民黨長期苦心經營并賴以頑抗的重要堡壘,也是當時中國的經濟和文化中心,號稱中國的“半壁江山”。毛澤東曾多次指出,解放和接管上海是“中國革命的一道難關,它帶有全國、全世界的性質”,并提出了“要完整地保全上海”的戰略構想。為更好地解放和接管上海,黨中央決定,在陳毅領導下,大政方針共同決定,戰役指揮交由粟裕負責。之后,華東局建立了兩套班子:一套班子是以叔叔為主的三野前委(第三野戰軍前敵委員會),主要負責以軍事手段解放上海;另一套是以陳毅為首的接管班子。

  上海戰役是我軍在戰略追擊階段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堅戰。在仔細研究敵我態勢和全國戰局的基礎上,叔叔提出了三套解放上海的方案:第一套方案是圍困戰法。叔叔認為,上海的情況比較特殊,500萬居民的生活資源主要依靠從外地運入,實施長期圍困,機器不能運轉,人民生活也會陷入絕境,不可取。第二套方案是選擇敵人防御薄弱的蘇州河以南地區實施突擊。雖然可以避開敵人防御的重點,大量減少我軍的傷亡,但主戰場將在市區,城市會被打爛,也不可取。第三套方案是把攻擊的重點放在吳淞,暫時不攻市區。這套方案將是硬碰硬的一場艱巨的攻堅戰,一場激烈的反復爭奪戰,我軍要付出較大的代價。但叔叔認為,軍隊是人民的軍隊,為了保存城市的完整,保護上海人民的財產,付出一定的代價是必要的、值得的。為此,57日,叔叔上報了以第三套方案為基礎的作戰方案。第二天,中央軍委即回復電報表示同意。10日,叔叔下達了《三野淞滬戰役作戰命令》,確定分兩個階段推進:第一階段,以第十兵團為主力攻占吳淞、寶山,封鎖黃浦江口,第九兵團從浦東切斷國民黨軍隊向東向南的退路,形成對市區的合圍;第二階段,待接管上海準備工作就緒后,向市區發起總攻,解放全上海。

  512日,上海戰役正式拉開大幕。叔叔密切關注戰場形勢的變化,及時調整戰術。半個月的戰斗推進過程,基本與叔叔之前的預判一致。我軍在寶山、吳淞口與國民黨軍進行苦戰,迫使湯恩伯調出市區大部分兵力前來增援,待市區兵力空虛后,叔叔則趁機于523日對市區發起總攻。25日凌晨,第27軍基本上攻取了蘇州河以南的主要市區。但我軍進至蘇州河南岸開闊地段時,卻遭到河北岸守敵阻擊。

  我軍指戰員堅決執行命令,不用重炮轟擊敵軍據守的大樓,而是不惜犧牲生命,盡力完整地保全大上海。最后,在上海地下黨的密切配合下,通過策反部分敵軍陣前起義,終于消滅了頑抗的敵軍。527日,上海全境解放。

  26日晚上,叔叔率領三野前委由蘇州進入上海市區。他顧不得休息,連夜察看市區狀況。第二天,又到各部了解情況。他看到、聽到了一件件感人的事跡:部隊進入市區后,嚴格執行政策,自覺遵守紀律。各級指揮所不進民房,指揮員就在馬路邊、街道旁指揮作戰。在沒有劃定營房前,士兵一律露宿街頭,不準擾民,謝絕市民一切饋贈。吃的飯都是后勤機關和人員從15公里以外送來的,有的部隊一天只能吃上一頓飯。沒有菜,用鹽水拌飯。而他們守衛的食品倉庫里堆滿了餅干、白糖、罐頭等食品,均原封不動。

  面對此情此景,上海各界人士對人民解放軍的紀律之嚴明大加贊賞,就連西方的通訊報道也紛紛給予好評。經過半個月戰爭洗禮之后的上海市區,基本上看不到戰爭的創傷。工廠照常開工,商店照常營業,通信設施照常運轉,交通照常暢通,水電照常供應。530日,中共中央特發來賀電,高度評價上海戰役的全面勝利。

 

 

粟裕全家在韶山合影

 

“要把洋山港建好”

  上海解放后,叔叔任華東局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舉家遷入多倫路30號。67日,叔叔在上海主持召開國防建設會議。他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積極考慮和布置解放臺灣的工作。由于解放臺灣的任務重大,他曾建議由林彪、劉伯承來指揮,但毛主席說:“不要變了,解放臺灣的任務,還是由你來承擔吧。”71日,陳毅和叔叔等一起參加了上海解放后第一個紀念黨的生日全市大游行。712日,叔叔率三野指揮機關,由上海移防南京,接替二野的防務。

  之后,叔叔身體不好,盡管住在北京,但他喜歡來上海看病。他每次都把看病療養當作調查研究的好時機。1956年底,叔叔到上海華東醫院檢查身體。其間,他又到杭州、無錫、蘇州、舟山視察。1957115日,叔叔5點半就起床,準備到佘山考察。天在下雨,氣象預報佘山附近有8級大風。陶勇司令員、彭德清副司令員勸他改日再去。叔叔說:“8級大風算什么,我們幾次渡長江都遇到類似情況,不是也過來了嗎?”后來在大家的勸阻下,才決定改去大戢山。940分起航,天氣越來越壞,風雨交加,還下起了雪,視線很差。只好再次改變計劃去銅沙嘴,結果還是什么都沒看見。返航時,因吳淞口霧大,不得不臨時拋錨,待大霧散后才上碼頭,下午51刻才回到住地。

  在軍委工作時,叔叔視察了全國的海港,尤其是上海,最后他提出一個方案:新中國剛成立,家底薄,洋山港非常好,但投入大,先建北侖港,分擔上海港壓力,一旦家底厚了,再把洋山港建好。如今他當年提的方案實現了,現在的洋山港對上海的確貢獻很大。

 

一位軍事家的“文房四寶”

  叔叔作為軍事家,有他特殊的“文房四寶”,即槍、地圖、指北針、望遠鏡。他有一個非常舊的硬殼指北針,只比五分硬幣略大一點,他一直當寶貝收著。四樣東西里,他最喜愛的又數槍和地圖。

  戰爭歲月里,叔叔槍不離身,即便成為高級指揮員,他也總佩著左輪手槍。全國解放以后,環境變了,但他仍然愛槍。戰斗中繳獲的槍、我國制造的槍、外國軍事代表團贈送的槍,他保留了好幾支。對我國自己設計制造的槍,他更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在他當總參謀長期間,有一天,他的兒子戎生說:“咱們的槍不好,美國的卡賓槍又輕又靈活。”他沉下面孔說:“你就知道洋人的好!告訴你,咱們自己也有好槍——半自動步槍!我們要立足于用自己的武器消滅敵人。”

  1960年,部隊贈給他一支五六式半自動步槍,他十分高興。由于他左手殘疾,不能像健康人一樣操槍,就請修理工在下護木上安了一個握把,這樣他就可以進行各種姿式的射擊了。這支槍也成了他的一件“珍寶”。“文革”開始后,根據中央規定,私人手中的武器一律上繳。叔叔把槍精心擦拭好,再三叮囑接收的同志:“你們可要保管好,運動完了我還要。”

  叔叔愛地圖如命,無論走到哪里都帶著地圖。在戰爭年代,每到一個宿營地,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參謀把五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掛起來。住在老百姓家時,有的人家房子小,也比較矮,只好從地上沿墻壁掛到梁上。他不僅掛軍用地圖,還掛全國地圖、亞洲地圖乃至世界地圖。一掛好地圖,他就在地圖前反復研究起來。他的腦子也是活地圖,對地形、地貌、道路、橋梁、江河、湖海、城市、村莊、民情、風俗等了解得一清二楚,連哪里有個墳包都記得。同時,他還要求參謀人員也把地圖印在腦子里。他說,地圖在軍事指揮員的腦子里應該是立體的,不是平面的。

  叔叔愛槍、愛地圖,不僅僅是對過去戰斗生活的感情寄托,而是時刻關注著戰爭風云,為國家的安危而枕戈待發。

 

“你算是白跑了一趟根據地”

  叔叔同嬸嬸平時談話,多是談形勢談工作。嬸嬸曾嗔怪說:“你就不能談點別的?”叔叔風趣地說:“我們是革命伴侶嘛,經常商量革命工作很正常。”豈止如此,他對自己的幾個孩子,也如同“軍事父子”。他特別注意培養孩子們吃苦、耐勞、勇敢、頑強的軍人氣質,要求孩子“吃飯不可挑食、夜行軍不可啼哭、饑寒不可叫喊”,否則就會遭到他的呵斥。他從不讓家屬坐他的公車。有一次,他讓我們去北京的一個地方看戲,離家很遠。他按時坐車走了,讓他的兒子寒生和我騎車過去。我們騎了很長時間,出了一身汗,到場時戲已開演。叔叔讓我們先沖個涼,他到旁邊的小賣部給我們一人買一件汗衫,讓我們換上。他說:“去看吧,還能看到一點。”

  戎生兩歲多時,叔叔讓他學游泳。他讓戎生抱著一段竹筒跳進水里。戎生不敢下水,叔叔就一下子抱起來把他扔下水。戎生五六歲時,他送給戎生一支從一個地主家繳來的小手槍,并告誡說:“好好學,長大就當兵。”叔叔生前留給戎生的最后囑咐,也是關于工作的,他說:“師這一級很重要,連、團、師的鍛煉對軍隊干部極為重要。”

  叔叔對我也嚴格要求。當他聽到我讀高中后,雖然功課比較好,但仍是“搗蛋鬼”時,心里十分不安。他認為,這同我長期與祖母生活在一起,在祖母的溺愛下成長有密切的關系。于是決心讓我轉學到北京讀書,以“嚴加管教”。1959年夏天,他就把我帶到北京。暑假里,叔叔親自為我、戎生和寒生制定了作息制度,安排了學習、勞動和文體活動。后來,我放寒暑假常去北京叔叔家小住。有一次,他說:“以后假期里不要老往北京跑,可以到農村去看看,特別是到老根據地去看看,看看那里人民的衣食住行。”

  1964年夏天,我到蘇北地區過了一個暑假。回來向叔叔匯報在蘇北收集到的一些關于新四軍巧妙殺敵的故事,特別是在南通蘆基港療養院里,向一位被人們稱為“雙槍老太婆”的游擊隊長張媽媽學會了幾首民歌,其中一首的前兩句就是:“毛主席當家家家富,粟司令打仗仗仗勝!”叔叔立即不讓我再說下去,并十分嚴肅地向我提出一連串的問題:那里一些主要作物的產量比解放前提高了多少?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多少?那里人民的子弟兵在革命戰爭中犧牲了多少?烈士們的家屬與遺孤生活得怎么樣,有什么困難沒有?結果我一條也沒答出來,他狠狠地批評我說:“你算是白跑了一趟根據地。”

 

(《新湘評論》2017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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