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93歲的母親走了，沒有留下任何遺憾。
母親祖籍山東，1939年參加革命，原名田明蘭。在上世紀50年代的一次聚會上，楊勇將軍把母親引見給毛主席，毛主席問：“是不是種田的田？”母親回答：“是。”毛主席說：“姓田嘛，應該是田地普遍。”從此，母親改名田普。說來也巧，父親原名許仕友，參加紅軍后第一次見毛主席，也是毛主席為他改名許世友。
1943年，父親和母親結婚，養育了我們兄弟姐妹6人。父親母親相伴終生，刀光劍影、驚濤駭浪都未能把他們拆開。1985年，父親病重去世，母親按照父親的遺愿，將他的《我在紅軍十年》《我在山東十六年》以及其他有關文章匯編成《許世友回憶錄》，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
多年來，母親用她樸素善良的人生觀，教育引導我們，潛移默化地影響我們。上世紀60年代初，因為國民經濟和老百姓生活連年遭遇困難的真實情況反映不上去也得不到解決，安徽一位姓李的老漢到我家里告狀。當時，父親在北京開會，家里的警衛員攔住了李老漢。母親得知后，立即把李老漢請進屋，仔細聽他講完全部情況，叫他留下材料，并把家里僅有的200元錢送給他。李老漢拿著錢跪地大哭。父親回來后，妥善處理了李老漢家鄉的問題。秋后，李老漢帶著他的四女兒和一大堆土特產來南京感謝父母，母親在招待所請他們父女倆吃飯后，讓他們把土特產全部帶回去，送給更需要幫助的貧困戶。
父親在“文革”中遭到沖擊迫害，在省婦聯工作的母親也受到牽連，被“造反派”打罵，身心備受摧殘。但她從未有過怨言，始終與父親一起堅守共產黨員的信仰，勇敢地面對那段黑暗歲月。
母親一生勤儉節約，許多衣服穿10多年甚至20年也不肯淘汰。那年，我給她買了床新被子，想換掉她那床蓋了快10年的老被子，她堅決不肯。無奈，我“哄”她說，這是向守志司令員送的，她才勉強同意。母親一直用著一款摩托羅拉的老手機，家人、朋友想給她換一部新款的智能手機，她卻說：“不就是接個電話？能聽得清楚就行了，不換！”
母親這一生，從來沒有為我們子女安排工作或升職的事找過領導。哥哥許建軍的女兒在南京畢業后待業多年，最終還是靠自己多方應聘才找到一份工作。作為一名老共產黨員，母親自覺遵守黨的紀律。她不可撼動的原則性，也讓有的親屬對她心生怨念，直到她臨終都沒有冰釋前嫌。
母親走了，她生命的最后這幾年是幸福的。家人一直在她身邊陪伴，而且，她看到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和軍隊發生的變化，從心里感到高興和安慰。她經常在跟我們回顧往事時叮囑，要我們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全部力量。
父親和母親給我留下了許多美好回憶，這些回憶將伴我一生；他們身上忠貞不渝的理想信念、歷經磨難百折不回的精神和堅守正義無私奉獻的品德，也將是我奮力繼承的寶貴財富。
母親雖然遠去了，但我覺得她沒有走遠。在另一個世界里團聚的父親母親，將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新湘評論》2017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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