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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找路先畫圖  

----毛澤東是如何開展尋烏調查的

陳 晉

 

2017-11-28 18:22:17  來源:(2017年第16期)

 
 
 

發表評論

 

 

19305月,毛澤東在江西尋烏縣進行了被他稱為“最大規模”的社會調查,寫出近8萬字的報告《尋烏調查》。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這個調查報告像是一幅《清明上河圖》的現代文本,讓人讀出那時的社會關系詳情和各階級的生存面貌,算得上30年代初中國社會學或者說文化人類學的調查范本。

 

    因參加有關調查研究的座談會,最近又讀了一遍《尋烏調查》這篇報告,越發覺得,毛澤東是觀察和描繪社會現象的高手。他找了破產小地主出身當過小學老師的縣蘇維埃主席,當過縣商會會長的雜貨店老板,鐵匠出身在軍閥部隊當過排長的縣蘇維埃委員,小地主出身并且開過賭場的區蘇維埃委員,在舊縣署做過錢糧兼征柜辦事員的鄉蘇維埃主席,各色人等一共11個人,開了10多天時間的調查會,把尋烏縣的交通、商業、經濟、政治和文化現狀,搞得一清二楚。

  清楚到什么程度?連縣城有幾家賣豆腐的、打鐵的、理發的,各業人員的數量、比例,各自的經營情況,都細細道來。十六七家雜貨店賣的131種“洋貨”的名字,也一一寫出。關于地主對農民的剝削的形式,毛澤東也做了內行人才能明了的區分,諸如,靠地租來剝削的,就有量租制、谷納錢納、勞役等10種;用高利來剝削的,有錢利、谷利和打會等5種;稅捐方面的剝削,有煙酒印花稅、屠宰稅、護商捐等8種,加起來不平等的經濟關系達到23種。

  明了經濟關系后,毛澤東的筆墨落在了政治態度。關于大中地主的政治態度,他區分出新的、半新不舊、全舊三種,戶數分別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百分之二十。具體描述,也是繪聲繪色。

  關于“新的”,毛澤東說他們“生活比較奢華。他們看錢看得松,他們什么洋貨也要買,衣服穿的是破胸裝,頭也要揮一個洋裝。派遣子弟進學校也頗熱心,或者自己就是中學等類學校畢業的。”關于“半新不舊的”,政治態度是“贊成一點‘新’,但隨即就批評‘新’的壞處。他們也辦學校,也做教育局長,但他們辦的學校是專制腐敗的。做教育局長是為了拿到一種權,可得到一些錢,……歷來的教育局長多半是他們做,第一種人太新了是做不到手的。他們的生活介在節儉與奢華之間。”關于“全舊的”,則“欲以帝制主義來打倒民權主義,恢復他們的政治領導,挽回那江河日下的封建經濟的崩潰形勢。他們的生活很節制。他們至多揮個光頭。”

  《尋烏調查》的種種描述,生動揭示了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農村真實的社會關系,實際上為中國社會畫了一張圖。

  在此前后,毛澤東還在井岡山、贛南、閩西進行了十幾個社會調查,從不同角度為中國社會畫了10來幅精致別樣的圖。

  畫圖是為了找“路”。

  道路問題至關重要。近代以來,為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和發展強大,應該走什么路、怎么走,一直是無數仁人志士孜孜探求的基本問題,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一個核心問題。毛澤東以尋烏調查為代表的社會調查告訴人們,正確的道路,從來都深埋在國情的土壤之中,要把它找出來,總是要拿起調查研究這把鋤頭。挖著挖著,國情土壤的酸堿度如何,沙子和石塊的結構如何,把這些情狀描繪出來,反復尋看思量,沿著什么方向才能開出一條路,心里便逐漸有底了。

  所以,找路必先畫圖。

  毛澤東為中國社會畫圖的時候,中國革命道路“是什么”、應當“怎么走”,正困擾著黨內決策層。當時黨內決策層的主流看法,仍然是“城市中心論”。1930年夏天,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便做出各地紅軍分別去打長沙、南昌這些大城市,最后“飲馬長江,會師武漢”這樣的戰略調度。毛澤東這期間的社會調查,和“城市中心論”顯然背道而行。

  中國革命道路“是什么”?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也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周恩來1944年在延安中央黨校做報告時曾說,1928年“六大”召開時,毛澤東雖然已經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但他“還是認為要以城市工作為中心的”。從“工農武裝割據”到“以農村為中心”的轉變,是創立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關鍵一環。毛澤東1929年在長汀、上杭等地所進行的廣泛社會調查,使他開始抓住這個關鍵環節,堅定了他創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以為“前進的基礎”的決心。在土地革命、武裝割據這些基本政策指導下,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逐步鞏固發展,建立起影響全國的“中心工作區域”。“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道路的設計,就是在這個過程中間孕育成熟,最終形成理論形態的。

  中國革命道路“怎么走”?這個問題比“是什么”的爭論顯得更為迫切與緊要。它直接決定著黨和紅軍能否生存發展,并最終決定著農村包圍城市這條道路能否走得通。為弄清“怎樣走”,毛澤東的辦法依然是“向下看”,搞調查研究,然后畫圖。在尋烏調查中,他深入研究了當地商業資本的興衰過程和原因,中國農村的土地關系和剝削狀況,各個階級和階層的生存現狀及政治態度,特別是細致入微地分析和總結了尋烏進行土地斗爭的經驗教訓,由此,對為什么要走和怎樣走農村包圍城市這條道路,在認識上有了飛躍;對這條道路為什么能夠走得通,也有了實踐依據。

  毛澤東說過,“社會經濟調查是為了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接著定出正確的斗爭策略”。他在延安時,集中回顧了在土地革命時期所做的10多個社會調查,頗有感慨地說:  

  我作了尋烏調查,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的問題,提出解決富農問題的辦法,不僅要抽多補少,而且要抽肥補瘦,這樣才能使富農、中農、貧農、雇農都過活下去。假若對地主一點土地也不分,叫他們去喝西北風,對富農也只給一些壞田,使他們半饑半飽,逼得富農造反,貧農、雇農一定陷于孤立。當時有人罵我是富農路線,我看在當時只有我這辦法是正確的。

  毛澤東通過社會調查畫出的中國社會圖樣,不只為確立正確的土地政策提供了正確的階級依據,還為根據地政權建設內容和工作方法,為把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黨,逐步改造成無產階級的政黨,進而在正確處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的關系問題上,提供了一系列的國情依據,奠定了認識基礎。因此,他在做尋烏調查的同時寫作的《關于調查工作》一文,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就不是偶然的了。

  毛澤東的社會調查和他畫出的圖樣,賦予他對中國社會各個階級細微洞察和生動描述的能力。這種能力,在當時的黨內領導層,可以說是無人可及。

  比如,1945年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七大會議上,毛澤東做了一個長篇口頭報告。在解釋我們黨的路線和綱領,就是無產階級領導人民大眾去反帝反封建的時候,他說:“我們的同志有時候會忘記反封建,為什么會忘記呢?是因為忘記了農民。中國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農民。中國五個人里面,有四個是農民,忘記了農民,就沒有中國的民主革命,也就沒有一切革命,因為你沒有力量。”接著,毛澤東運用他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洞察,作了下面這段描述:  

  你沒有農民,你看小資產階級還來不來?他跑到你屋子一看,沒有幾個人,就嚇得不來了。小資產階級最容易變,有時他神氣十足,把胸膛一拍,“老子天下第一”;有時就屁滾尿流。你屋子里一個兵也沒有,又沒有飯吃,他老先生望一望就開了小差。這怪不怪人家?不怪,怪我們總司令,因為你不招兵。小資產階級的脾氣就是這樣,他看力量,看政策,你力量大,他就積極,“我來一個怎么樣?要不要我去打先鋒?”他看見你屋子里沒有幾個大人,就說:“下一回來吧!我今天還有事,家里老婆生病。”只有無產階級招兵買馬,積草屯糧,五個指頭中間有了四個指頭,另一個指頭無產階級占了一半,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成了指甲,那半個指頭是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這時如果你再說:“來不來?同志,來開會吧!”他就是老婆有病,也不說了。他看見你有那樣大的力量,就說:“我家沒有事,飯有得吃,老婆很好。”

  這又是一張形象而深刻的圖。

  也是我們今天強調的講好“中國故事”的范本。

  毛澤東講這些故事,最終還是提醒人們,要理解中國革命道路,必須要對中國農民有真切的了解。由此,他專門提到,土地革命時期黨內“左”傾領導人之所以對搞大城市很積極,結果把革命的力量搞得越來越小,原因就是“不注意去研究農民,研究他的面貌,他的眼睛,他的個子大小,研究他姓張姓李,心里想些什么,有些什么吃的。參加土地革命多少年,可是出一個題目給他:‘什么叫富農?’他說對不起,沒有研究。問他:‘什么叫中農?’也沒有研究。”

  毛澤東有底氣說這個話。

  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黨內領導層,確實沒有哪個像毛澤東那樣做過如此深入和多樣的社會調查,并從調查中總結出各種各樣的中國革命的道理。可見,能不能夠時時握著調查研究這把鋤頭,善不善于畫出中國社會的真實圖景,不是一件小事。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在黨內領導層脫穎而出,被領導團隊選擇為領導核心,固然有許多因素,但其中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善于畫圖,從而使他觀察和描述中國社會的能力,制定正確的戰略決策的能力,尋找中國革命道路的能力,高于眾人不少尺寸。

 

(《新湘評論》2017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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