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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間侯府”富厚堂  

張建安

 

2017-11-28 18:22:17  來源:(2017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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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中國近代史是一部恢宏而悲壯的歷史,那么,藏身于南國鄉村的富厚堂可以說是其中重要的一段歷史遺存。在這部浩繁而沉重的歷史中,湘軍及曾國藩、曾紀澤父子曾在這里演繹出一幕幕多姿多彩的人生活劇,構成了湖湘歷史文化厚重的一頁。

  富厚堂,坐落在湖南省雙峰縣荷葉鎮(舊屬湘鄉縣),是一座園林式的官邸。它由曾國藩興建,從咸豐七年興建思云館算起,至光緒元年其子曾紀澤最后一次修繕完工,前后四次興工,耗時約二十年。整個建筑宛如北京的四合院結構,包括門前的半月塘、荷花池、門樓、八本堂主樓,后山的鳥鶴樓、棋亭、存樸亭,還有藏書樓和思云館等,總占地面積四萬多平方米,建筑面積一萬平方米。可以想象,以當時曾國藩父子的身份與地位,本可以建得相當豪華而氣派,但實際上,我們看到富厚堂只有氣派,卻不見奢華——與其說是“侯府”,倒不如說是學宮。八本堂、求闕齋、歸樸齋、宏賁齋、筱詠齋、勤敬齋、無慢室、藝芳館、思云館……這一系列文氣氤氳的名號,在默默地彰顯著過往主人文雅的志趣。

 

清芬世守,盛德日新

  走進大門,掛在門框兩邊的是一副木質黑底燙金篆刻對聯:“清芬世守,盛德日新”——莊重而又大氣!

  這八個字足可以概括富厚堂的本質意蘊與精神特征。

  一座建筑,亦如一部歷史,富厚堂是負載有深廣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內涵的。

  富厚堂經歷了一百多年的日升月落、云卷云舒,富厚堂的主人及其后輩們始終堅守著嚴謹、儉樸、清廉的家風。所以,在曾家后人中輩有賢人,他們在各自的領域均有卓越的建樹。曾國藩的兩個兒子,曾紀澤是著名外交家,曾紀鴻是著名數學家;孫輩中,曾廣均二十三歲即中進士;第四代孫曾約農、曾寶蓀均是大學校長、著名教育家;第五代、第六代遍布海內外,大都學有所成……

  這其中的秘訣到底是什么呢?

  一部用心良苦的《曾文正公家書》似乎可以給我們提供答案。《曾文正公家書》嚴束著家人,頻敲著警鐘,被曾氏后人視為治家經典。在這部家書中,曾國藩總結的“八字家法”:“書、蔬、魚、豬;早、掃、考、寶”。全然是農家本色。清同治四年,曾國藩已封侯拜相,雖然位高權重,但他十分清醒。他曾在寄夫人歐陽氏的信中說:“居官不過偶然之事,居家實乃長久之計。”故治家者歐陽夫人及后來長期在富厚堂主持家政的兒媳郭筠,都忠實地履行了曾國藩的教訓:“一,男女皆應知習一樣手藝;二,男女皆應有獨自一人出遠門之才識;三,男女皆應知儉樸,每月所入必要敷每月所出,人人自立一賬簿,寫算不錯;四,男女皆應俠義成性,不要行為有虧;五,男女皆應抱至公無私的心腸,外侮自不能入,而自強不求自至矣;六,我家行之,一鄉風化,則強國之根,基于此矣。”這些由郭筠親手謄抄定為“富厚堂日程”,那是絕對要求曾氏子孫們時時、天天、月月、年年嚴格遵守的。

  “歷覽前朝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在當下社會,這座隱藏于湘中荷葉塘的“鄉間侯府”無疑給我們以無限的感慨和諸多的啟示——這些清廉、勤儉、睦鄰的家規條律又何嘗不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美好傳統呢?

 

剛柔互用,謹慎為人

  游覽富厚堂,我們不免疑竇頓生,堂堂侯府規模和框架既然有這么氣派,然其里面的建筑卻又為何如此簡樸呢?只見柱為圓柱,梁是方梁,看不到雕梁畫棟,唯見的是磚墻青瓦。再作仔細觀察,便會發現:建筑外墻用的是青磚,內墻則一律為土磚,連“八本堂”中廳及懸掛清同治皇帝御書欽賜的“勛高柱石”大匾的正廳,兩邊墻壁也是由土磚砌成的。這位被清皇朝封為“毅勇侯”的重臣(按清代的禮制,漢人生不稱公,死不封王,所以曾國藩只封了侯),在四位漢人大學士中位居首席的武英殿、體仁閣大學士(清朝無宰相名稱,大學士實際上就是宰相),為什么他所建造的府邸比級別遠低于他的一些官宦府邸還要寒磣呢?

  這就不得不讓我們去領悟曾國藩提出的“八本堂”中的“八本”了:“讀書以通訓詁為本;作詩文以聲調為本;事親以得歡心為本;養生以戒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妄言為本;居家以不晏起為本;作官以不要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這顯然是曾國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本。這種務實的生活作風和質樸為人的品性,即便在今天,對于我們處世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

  曾國藩為人處事講究“剛柔相濟”原則,那么,他到底又是怎樣去把握好“剛柔相濟”尺度的呢?據傳,青年時代的曾國藩也曾好名心盛,但在閱讀了大量古代典籍之后,特別是在深研《易經》之后,他修身養性,漸漸克服了自己對名聲的欲望。曾國藩常說:“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有孤虛,地闕東南,未有常全不闕者。”連天地都不那么完美,更何況人生呢?因此,他認為人要想立得住,主要的還是要靠對剛柔尺度的把握。他說:“近來見得天地之道,剛柔互用,不可偏廢,太柔則靡,太剛則折。剛非暴虐之謂也,強矯而已;柔非卑弱之謂也,謙退而已。”在曾國藩看來,“剛”是一種挺身入局,擔當責任的氣概;而“柔”則是一個人對待功利的謙退態度。他提出“有難先由己當,有功先讓人享”,并認為“此乃事業之基也”。

  正是這種剛柔相濟、圓融通脫的謹慎處事原則,才使得他在那個多事之秋,那個矛盾扭結的特殊時代,頂著當時帝國主義列強環伺中華大地的巨大壓力、將危在旦夕的清王朝從太平軍的沖擊下解救出來、同時還最大限度地擺平了滿人與漢人的矛盾、清朝皇室各個派系間的矛盾,以及官場內部的矛盾……

  錯綜復雜的生活環境絕對容不得他有絲毫的張揚、得意或任性。“戰戰兢兢即生時不忘地獄;坦坦蕩蕩雖逆境亦暢天懷。”這副曾國藩親筆手書的對聯是很能說明他所置身的那種如履薄冰的生存狀態的。

 

廣交賢能,詩書傳家

  與一切博學鴻儒一樣,曾國藩一生善交游、好學習。“倚枕舊游來眼底,閉書余味上心頭。”這副對聯準確地描述了曾國藩在廣泛交游與沉浸詩書中所獲得的人生樂趣,他把朋友和詩書當作人生最為寶貴的財富。

  很自然,富厚堂的精華部分就當屬那四處藏書樓了,這里曾藏書達三十多萬卷,系我國目前保存完好的私家藏書樓。我們發現,富厚堂的正廳由土磚砌成,而藏書樓則里外上下全是青磚,從這里足可見書籍在主人心中的地位。站在曾國藩長子曾紀澤藏書的“歸樸齋”三樓上,四處藏書樓可盡收眼底。與其緊連的是收藏曾國藩書籍的三層五間的“求闕齋”,與之相對應的宅北是剛剛修復的“藝芳館”,那是曾國藩次子曾紀鴻及其夫人郭筠的藏書樓,其位置、規模與“歸樸齋”相當。還有那與正宅不相連的“思云館”,曾一度作為曾府學堂。抗戰期間,曾國藩的第四代孫女曾寶蓀,將長沙藝芳女校全部圖書、儀器移藏于此,“思云館”就成了她藏書的地方。

  若從曾國藩父親曾麟書藏書的“利見齋”算起,曾氏五代有七個藏書家,有五座藏書樓,這在中國私家藏書史上是罕見的。我們所講的這四處藏書樓,其建筑面積達兩千多平方米,共藏各類中外圖書三十萬卷,占地八九百平方米,這是多么的充盈、博大和輝煌!

  而今,四處藏書樓都靜靜地立在原地,流露出無限的憂郁與滄桑。

  盡管書去樓空,你仍可以從它的嚴整、恢宏、精妙的布局中,想象那縷縷書香飄來的情景。自20世紀80年代起,全國各大出版部門編輯、整理、出版曾國藩的著作不勝枚舉,但要追溯其源頭的話,或許都來自富厚堂這四處藏書樓所藏的30萬卷藏書。這些書,雖然有的被曾氏后人帶到了海外,也有少量的可能散失在民間,但大部分已被人民政府接收,珍藏于湖南省圖書館。富厚堂的書香一定會長久地飄蕩在我們這些后來者忙碌而浮躁的生活中,洗刷著我們的靈魂,清潔著我們的精神!

 

(《新湘評論》2017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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