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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來:大家庭,好家風  

廖心文

 

2017-11-28 18:22:17  來源:(2017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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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來十分重視家風建設。他沒有親生孩子,但周家是一個大家庭,像普通家庭一樣,也有生老病死、就業上學等問題。怎樣對待這些問題,建設什么樣的家風,是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時時在考慮并著力解決的一個問題。他不但用自己的工資資助親友長輩,以減輕地方政府和社會的負擔,還主動擔負起教育引導周家年輕一代的責任,在大家庭內部建立起一種良好的家風。

  在江蘇淮安周恩來紀念館的展板上,醒目地寫著“周恩來的10條家規”,家規中要求:晚輩不能丟下工作專程進京看望他,只能在出差路過時才可以去看看;外地親屬進京看望他,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住宿費由他支付;一律到國務院機關食堂排隊就餐,有工作的自付伙食費,沒工作的由他代付;看戲以家屬身份購票入場,不得享用招待券;不許請客送禮;不許動用公車;凡個人生活中自己能做的事,不要別人代勞,自我服務;生活要艱苦樸素;在任何場合都不能說出與他的關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這10條家規,是周家晚輩根據周恩來平時對他們的教育總結出來的。周恩來沒有寫在紙上,而是寫進了后輩們心中。

  從這10條家規可以品出,周恩來對親屬晚輩的要求十分嚴格,也十分具體、細致,細微中透著關懷。周爾均是周恩來的堂侄、國防大學原政治部主任。1953年,他在部隊被批準入黨,很興奮,立即把這個消息寫信報告給周恩來和鄧穎超。很快,鄧穎超代表周恩來寫了回信,在祝賀的同時,提出三個必須:“今后你必須加強黨性鍛煉,克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不斷地為著黨員的八條標準而努力,不要辜負了光榮的共產黨員的稱號,爭取如期轉為正式黨員;你必須注意密切地聯系群眾,關心群眾,向群眾學習,才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你自知應不驕不餒,但必須從思想上、行動上不斷地實踐為要。”周爾均深有體會地說:伯伯對我們的要求“看似無情勝有情”,“他對我們晚輩的嚴是一種真正的愛,發自內心的愛”。

  周爾均的體會是十分準確的。周恩來雖然對親屬要求很嚴,但卻是一個充滿溫情、恪守孝道的革命者。他年輕時在海外求學,因曾經照料過自己的八叔父去世悲痛萬分。在戰爭年代,他把父親接到身邊養老送終。裝著父親遺像的皮夾,他始終貼身帶在身邊幾十年。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他想起早已去世的母親,含著眼淚對記者說:“35年了,我沒有回家,母親墓前想來已白楊蕭蕭,而我卻痛悔著親恩未報。”

  細細品讀周恩來的10條家規,有兩點核心內容。

  一是決不允許家人享受任何特權,就連特權思想都不可以有。周恩來曾對晚輩們說過,不要因為我是總理你們就自認為自己有什么特殊,我是國家的總理,不是周家的總理。我們周家過去是一個封建大家庭,你們這一代要好好地改造思想,嚴格要求自己。周恩來要求親屬在外面不能講同他的關系,不能享受特權,要完全做一個普通人。周恩來不僅提出要求,并且嚴格監督,管得很細。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參加工作不久,組織上把她從基層農村小學調動到區委機關工作。周恩來知道后立即找周秉德談話,問她:“是不是因為人家知道我的身份而照顧你進城的?”周秉德回答說:“不是。是區委搞運動需要黨員,小學里的黨員很少,所以把我抽調上來。”周恩來聽后說:“哦,是這樣,那就沒有辦法了,我也不能干涉你們基層組織的工作呀!但你還是要多在基層工作鍛煉為好。”周秉德知道伯伯叮囑她的含義,一直嚴格按照伯伯的要求去做,做一個普通勞動者。

  20世紀60年代,為減少北京市人口,國務院曾出臺一個政策:夫妻雙方如一方在北京,另一方在外地,在北京工作的就要調往外地。當時,周秉德在朝陽區委工作,她丈夫沈仁驊在西安部隊工作。領導找周秉德談話做動員。周秉德說:“不用動員了,四個月后,我休完產假就調往西安。”周秉德調到西安后,在那里工作了五年,后來又隨丈夫去貴州山溝里工作了四年。周恩來對侄女的做法很滿意。要求后輩不搞特殊,到最基層、最艱苦、最邊遠的地方做一個普通勞動者。

  二是無論做什么事,包括對學業和工作的選擇,都不要先考慮自己,而要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重。這方面的事例很多。以周恩來的侄子周秉鈞和侄女周秉建為例,他們都曾經為參軍問題受到伯伯的關注。對周秉鈞,周恩來希望他穿上軍裝;對周秉建,周恩來則要求她脫下軍裝。這一穿一脫,體現著周恩來嚴格的家風。

  1961年夏,周秉鈞高中畢業準備考大學,同時還參加了空軍到學校選拔飛行員的體檢和考核。事后,周秉鈞向伯伯匯報了自己的情況。在談話中,周恩來問了一句話:“那大學就不考了吧?”周秉鈞說:“考還是要考一下。”周恩來又問:“既然決心參軍,為什么還要參加高考呢?”周恩來的意思實際上是讓他不要參加高考了。為什么呢?周恩來對周秉鈞說:“現在國家遇到自然災害,農村勞動力不足,政府研究決定,今年只在城市征兵,不到農村征兵,復員兵也全部返回農業生產第一線。這樣不但加強了農業生產勞動力,也減輕了農村對城市商品糧的負擔。”在周恩來的鼓勵下,周秉鈞根據國家需要參了軍,被空軍錄取為飛行員,飛了近20年戰斗機,在部隊工作了30年。周秉鈞后來才知道,在當年召開的恢復生產發展的會議上,周恩來講話希望干部們帶頭送子女參軍,以保證農村勞動力。他說:“不要以為我沒有兒子才這樣說,我有侄子,我還可以動員兩個。”被周恩來動員參軍的另一個城市青年是他長征時的警衛員龍飛虎的兒子。

  1968年夏,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建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赴內蒙古插隊落戶。兩年半以后,周秉建應征入伍。穿上軍裝的周秉建懷著高興的心情回北京過新年。回到家不久,她接到鄧穎超的電話,讓她當面去匯報情況。周秉建立刻敏感地想到,是不是兩位老人誤以為她是“后門兵”。她到西花廳時,周恩來正站在院門口等她。看見周秉建,周恩來很高興,迎上去拉起她的手,邊走邊說:“小六,你能不能脫下軍裝回到內蒙古去?”周秉建感到委屈,勉強地吐出一個字:“能。”在飯桌上,周恩來耐心地給她講道理:“你參軍雖然合乎手續,但是在內蒙古這么多人中挑上你,還不是看在我們的面子上?我們不能搞這個特殊,一點也不能搞。”事后,周恩來又派他的秘書專門到部隊了解周秉建是怎樣去當兵的,確認周秉建是按正常程序當的兵。經過周恩來的耐心工作,周秉建心情愉快地按照伯伯的要求去做。幾天后,北京軍區有車去內蒙古,周恩來再次在西花廳約見周秉建,說了很多鼓勵她的話。那天,天下著雪,氣溫很低,周秉建脫下還沒有穿熱的軍裝,揣著周恩來溫暖的囑托返回內蒙古。參與處理這件事的周恩來的秘書趙煒回憶說:“當時,我覺得周總理對自己的親戚太嚴格了。過了一段日子,我才體會到他這樣做的良苦用心。”那陣子,一些干部,包括周恩來身邊的一些工作人員也在想方設法讓子女離開農村去當兵,這對穩定知識青年隊伍,對整個國家的大局都是不利的。趙煒說:“周總理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告誡大家。”

  對周恩來嚴格的家風,不僅他的晚輩們感觸頗多,鄧穎超體會更深。她曾經感慨地說:“當總理的夫人其實很難的。”周恩來和鄧穎超共同生活半個多世紀,相濡以沫一輩子,但從來沒有違反過組織原則。他們結婚后曾經協商,兩人可以在一個地方或一個機關工作,但不要在一個具體部門共事。幾十年間,他們都遵守了這個約定。新中國成立初期,許多人對周恩來說:根據鄧穎超的資歷和她對革命的貢獻,應該在政府里擔任一個部長職務。周恩來堅決不同意,說:“只要我當一天總理,鄧穎超就不能在政府任職。”不僅如此,周恩來還多次在任職、調級等問題上盡量“壓低”她。對周恩來這看似不近人情的做法,鄧穎超將其看作是一種嚴格的家風,體現的是黨的優良傳統。她毫無怨言地說:“恩來這樣做,我很理解。”

  家風建設是黨的建設的組成部分。周恩來建立的嚴格家風和具體家規,不僅當時對各級干部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對今天仍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新湘評論》2017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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