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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力:致敬!80年前用腳步丈量信仰的人  

左 力

 

2017-11-28 18:22:17  來源:(2016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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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這一段時他哽住了,花白的頭發劇烈地抖動

  我是在20131010日這一天從江西瑞金出發的,經過1年零9天,到達陜北吳起縣。

  有人問我:今天人們都已經吃飽穿暖喝足了,你為什么還要去走長征路?這就是我今天要回答的第一個問題。

  其實走長征路這件事在我的內心已經埋藏了很久很久。19958月,是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我在北京拍攝有關抗日戰爭的紀錄片,拍攝的對象是共和國的一群開國上將,有楊成武、蕭克、陳錫聯、王平、張宗遜、呂正操等。最讓我難忘的是楊成武上將,他曾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他當時86歲,一見到我就跟我開起玩笑:你怎么姓左呢?我過去打死的日本鬼子都姓左。但跟我談起長征來,他的面色馬上變得非常凝重。

  長征的時候,楊成武擔任紅四團的政委,率領紅四團打先鋒。但是他那天從頭到尾沒有講紅四團的故事,而是講了一個人的故事,那是他的鐵哥們叫陳樹湘。陳樹湘當時28歲,是紅34師的師長,紅34師是斷后部隊。紅軍長征路上遭遇了一場最慘烈的戰役——湘江血戰,那一戰紅軍差一點全軍覆沒。紅34師本來已經到了江邊,但為了掩護大部隊過江,返身又撲進了敵人的包圍圈,最后糧盡彈絕,陳樹湘也因為腹部被手榴彈炸傷而被俘。他被抬在擔架上連夜送去報功,路上,抬擔架的士兵突然覺得腳下一滑,旁邊的人打著火把一看,在場的人都驚得目瞪口呆:年僅28歲的陳樹湘竟然用手把自己的腸子拽出,絞腸而死。

  老爺子講到這一段的時候,突然哽住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看見他花白的頭發在劇烈地抖動,脖子上的青筋在跳動。等了幾十秒之后,老人才緩緩抬起頭來看著鏡頭。老爺子牙關發抖,最后只說出四個字來:“很殘酷啊!”

  當時我心里有一種巨大的傷痛感。我在想:這一代軍人所經歷的是怎樣慘烈的戰爭啊!也許我們永遠都無法了解,我們只能從書本上從電視里去了解碎片化的歷史知識。從那一刻起,我心里萌發出一個念頭:我能不能到達這些歷史現場,把這些故事帶回來講給我們的孩子聽呢?

2012年,我在一家書店里發現了一本叫《紅軍》的書。讀完后我在扉頁寫道:長征對于上個世紀的人來說或許是一個符號,但對于我來講,卻是一種巨大的神秘。我愿意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去解讀這種神秘。這種解讀并不是完全來自景仰和好奇,而是來自于我骨髓里早就植入的行走的力量,似乎它在召喚我去踐行一個久遠的夢想。

 

  只有到達歷史現場,才能聞到那個時代的氣息

  我在出發前,研讀了大量的資料,畫了很多草圖,還開著車到現場去探路。但我不得不說:我很丟人。為什么?因為紅軍出發的時候,沒有什么回不回家的概念,而我在途中當過幾次“逃兵”。有兩次,我根本走不下去了,極度沮喪,甚至懷疑自己的行為到底有什么意義。

  幸好最后我堅持下來了,而且我沒有覺得自己是在徒步走長征路,而是像一個學生一樣在走讀歷史,在行進中學習歷史,我是以這種方式在解讀長征。

  19341010日,是紅軍中央機關離開瑞金長征出發的日子。我也是在20131010日那天,從瑞金沙坪壩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大禮堂前出發的。

  到達歷史現場和你坐在家里看書是完全不一樣的。我一到瑞金,很多故事就向我撲面而來。

  這個大禮堂相當于建國后的人民大會堂,到了瑞金我才知道,這個大禮堂竟然是錢壯飛設計的。錢壯飛是共產黨早期特工人員,是著名的“龍潭三杰”之一,當年顧順章叛變的情報就是錢壯飛截獲的。

  錢壯飛按照紅軍八角帽的形狀設計了大禮堂。但長征途中,錢壯飛在貴州遭遇敵機轟炸,和大部隊失散,就在歷史的長河中消失了。

  當86000名紅軍離開瑞金,國民黨開始對紅軍家屬和孩子進行屠殺,而當時帶隊的國民黨高級將領李默庵,竟然是前共產黨員。我知道后感到特別震驚。以今天的眼光去看80年前的歷史,你能理解那個年代嗎?那是一個什么樣的年代?就像一個巨大的容器經過劇烈的攪拌之后,人們很難找到自己未來的方向和位置。而誰又能想到,15年后當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過大江,華東野戰軍占領南京,第一個沖擊總統府的第35軍軍長是前國民黨將領吳化文。這是歷史的巧合嗎?

所以,只有到達歷史現場,聞到那個時代的氣息,你才有可能感同身受地去理解那一代人。

 

  “我們流血和犧牲不就是為了這些孩子嗎”

  我在廣西興安的湘江血戰紀念園拍過一張照片,秋風瑟瑟,寂寂無人。有5萬紅軍戰士永遠躺在了那里,但現在很少有人知道那里曾經發生過什么。很多人住在江邊,也不知道這段歷史。

  我在長征這一路上心里最大的痛點,就是我們共和國的后代對長征的集體遺忘。我在一所大學演講時,幾個大學生跟我說:長征原來是一群流寇一路被別人追著打,差點被滅掉。我對他們說:你們說得沒錯,但真正偉大的東西,不是從勝利到勝利,那只能叫強大;真正的偉大一定是從弱小到強大、從幼稚到成熟、從失敗到勝利、從落寞到輝煌,這才是偉大的曲線。長征就是從逃難開始的,但接下來是一次次絕地反擊、向死而生,這也是長征中最動人心魄的環節。

  很多紅軍戰士并不知道,這一出發,就再也回不來了。最可憐的是女紅軍,肚子里懷著孩子,挺著大肚子走上了長征路。紅軍女戰士的分娩,構成了長征歷史上最為慘烈的開局。

  這張老照片里的兩個人,一個是鄧發的夫人陳慧清,旁邊的男人叫董振堂。董振堂如果活到解放,也是一位開國元勛,因為他當時已經是軍團長,可惜他在西路軍的戰役中壯烈犧牲。長征路上的一天,陳慧清突然要生孩子了。早不生晚不生,偏偏在一場激烈的突圍戰剛一打響時要生了,而且是難產。當時陳慧清疼得滿地打滾,身邊沒有一個醫護人員,只有幾個紅軍小戰士。僅僅1公里以外,董振堂正率領戰士拼死作戰,眼看頂不住了,董振堂拎著槍沖回來問:到底還有多少時間能把孩子生下來?沒人能夠回答。于是董振堂再次沖入陣地大聲喊道:你們一定要打出一個生孩子的時間來!結果戰士們死守幾個小時,硬是等陳慧清把孩子生了下來。戰斗結束后,一些戰士經過產婦身邊都怒目而視,因為很多兄弟戰死了,但董振堂又說了一句足以載入史冊的話:你們瞪什么瞪?我們流血和犧牲不就是為了這些孩子嗎?!

80年前,在那樣的情形下,一個軍人說出這句話,這樣的情懷你能想象嗎?我在想:我們缺故事嗎?我們不缺;我們缺英雄嗎?我們不缺。只是沒人給我們的孩子講這些,我們的孩子不知道這些故事,也不知道80年前這些軍人曾經付出了什么。

 

  他家很富有,他卻要為國家為理想去奮斗

  我以前不太讀革命歷史,所以一直有個錯覺,以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都是一幫“泥腿子”,是無產階級鬧革命,后來一路上查資料,才知道其實不然。

  彭湃,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農民運動領袖之一。據記載,他家的傭人雇工有1500多人。放著這么大的家業,他卻非要為國家為理想去奮斗。一天,他把家里所有的雇工召集起來,把房產地契一把火全部燒掉,說:你們誰種我家的地,這個地就是你的了。誰住我家的房,這個房子就是你的了。那時共產黨人的目標,不就是為大眾謀福利嗎?

  我最近剛去云南陸軍講武堂參觀,那里有一張照片,早年的朱德穿著裘皮大衣,留著大八字胡,他當時是云南陸軍憲兵司令部司令,中將軍銜,要槍有槍,要兵有兵,要錢有錢。但朱德拋棄了這些榮華富貴,就是要加入中國共產黨,重新開始一番艱苦卓絕的事業。開始朱德入黨還碰了壁,陳獨秀說:舊軍人我們不要。他不遠萬里在德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7年,朱德參加“八一”南昌起義,起義部隊在廣東潮汕的湯坑被打散了,朱德帶著后衛部隊去找主力,遇到一群殘兵。當時有人主張各奔東西,但朱德把剩下的人攏在一起,帶領大家繼續革命,到最后只剩下800多人上了井岡山。在這800人中,就有后來立下赫赫戰功的林彪、陳毅、粟裕。這800人,就是后來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的基本班底。

他們那一代的身上有著什么樣的情懷呢?那就是“危難當頭,我自橫刀立馬”“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魄和勇氣。這一代人,難道不值得我們去傳頌嗎?

 

   “你知道那天有多安靜嗎?鳥都不飛,鳥都不叫。”

  長征到底是什么?我用一組數據告訴大家。

  長征一共穿越了中國15個省區,翻越了20多座崇山峻嶺,走過了30多個急流險灘;在不到2年的時間里,一共遭遇了400多場戰斗,平均每3天就發生一場遭遇戰。即使如此,紅軍依然保持著平均每天25公里的行軍速度。所以說,長征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一次不畏艱難險阻的遠征。它成為世界軍事史上三大遠征之首。

  為什么美國軍人直到今天都對中國軍人充滿著敬畏和好奇?因為他們發現,60多年前的那場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人民志愿軍一大批師團級將領都經歷過長征,所以他們得出一個結論:長征鍛造出中國最強悍的一代軍人!

  再來看一組數據。長征是付出巨大的犧牲換來的:長征出發的時候,紅一方面軍86000人,最后到達終點時6000余人;紅四方面軍出發時有8萬余人,最后零零散散到達終點的不過42000余人。所以,長征又是一場不畏犧牲的遠征。

  我在若爾蓋草原班佑村見過一座紅軍雕塑,我知道這個雕塑背后的故事,因為1995年我在王平將軍家里聽他講起過這個故事。老爺子回憶說,當時大部隊已經過了草地,突然彭德懷來找他,說還有一個營的部隊沒有到,讓他回去找。王平帶著警衛員走到班佑河邊時,正是黃昏,玫瑰色的夕陽掛在天邊,他遠遠看見幾百個紅軍小戰士背靠著背在睡覺,他當時勃然大怒,走過去就推那些小戰士,誰知推一個倒一個,700多個紅軍小戰士再也經不起體力透支、饑寒交迫,在睡夢中全部死去了。王平將軍講到這里時老淚縱橫,他說:你知道那天有多安靜嗎?鳥都不飛,鳥都不叫。我把他們一個個放平,他們還都是一群孩子呀!

還有一組數據。紅軍軍團長一級的平均年齡為25歲,一線作戰的師團級干部平均年齡為20歲,14歲到18歲的紅軍小戰士占60%。所以,長征還是歷史上罕見的青年血脈噴張的歷史事件。那一代年輕人雖然不像我們今天這么富足、這么安寧,但是他們背負著光榮和夢想,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核心脊梁。

 

  我們雖然成不了英雄,但可以成就英雄的夢想

  我在這一路上,依然能感受到長征的影響在今天的延續。

  在江西于都,我到郵局蓋郵戳,一位老大爺得知我在走長征路,就對我說:小伙子,你蓋這個郵戳不頂事,這郵戳沒有“長征”兩個字,我們縣里郵政局的郵戳上才有。老人把我帶到縣里,補蓋了那個戳,并一直把我送到于都河邊。當我邁步出發時,他突然在背后說:小伙子,當年紅軍就是從這里上路的,路上300米倒一個呀。你今天是去看望他們的,是去祭奠他們的呀!他們都會幫你的,你不用怕,大膽地往前走吧。我當時熱淚盈眶,甚至不敢回頭再看大爺一眼。但大爺的這句話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讓我難忘的還有一位藏族大媽。我在她家里住了一晚上,要走的時候她突然問我:今天是中秋節,你吃月餅了嗎?我說沒有。大媽二話沒說,跑到廚房里切了一塊三角大餅,煎了一個雞蛋,一路追出來塞到我的包里,然后拍著我的后背,說了一句讓我溫暖一輩子的話:你飽飽地去找紅軍吧!

  我這一路,很多朋友發短信問我:左力,你想找到什么?你真能找到紅軍嗎?快到終點的時候,我發了一條短信回答他們:紅軍真的還在,紅軍就在我住的家家戶戶的枕頭邊,紅軍就在這些大叔大媽塞給我的大餅雞蛋里,中國百姓最溫暖的情懷就融化在長征精神里。這是中國真正的希望所在。

  長征給我的感受是,樹立一個單一而堅定的目標,反而能夠成就一段幸福的旅程。我們現在有很多的痛苦,都來自于選擇太多。我總是想象當一個紅軍有多么的苦難,但是走完長征以后,我突然覺得他們那一代紅軍不一定像我們想象的那樣苦難。為什么?因為他們有個堅定的目標在遠方。

  我經歷過兩種“怕”。剛出發的時候,我怕路上遭遇不測,怕走不到底,怕別人嘲笑。而當我離終點還剩兩個多月的時候,我竟然害怕到達了,我害怕到達以后突然沒有了目標。所以我告訴大家,幸福絕對不在終點,幸福真的是在路上。

  “長江有意化作淚,長江有意起歌聲。漫漫星空閃爍幾顆星,人間一股英雄氣在縱橫馳騁。”這首歌一直在我心頭回蕩。今天的時代似乎已經沒有英雄了,人們似乎也不屑于英雄的存在,可是我多么希望能夠出現一群像燈塔一樣的英雄,帶著孩子們翻過高山,越過大海,去往遠方。

  美軍二戰老兵的紀念碑上寫著這樣一句話:我們不怕陣亡,我們怕被遺忘。我想說,在今天這個時代,我們雖然成為不了英雄,但是我們可以成就英雄的夢想! (整理徐蓓)

 

(《新湘評論》2016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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