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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權威  

(1872-1873年)

恩格斯

 

2017-11-28 18:22:17  來源:(2017年第19期)

 
 
 

發表評論

 

 

 

 

    有些社會主義者近來開始了一次真正的十字軍征討,來反對他們稱之為權威原則的東西。他們只要宣布這種或那種行為是權威的,就足以給它定罪了。這種簡單化的方法竟被濫用到這種地步,以致必須比較詳細地來分析一下這個問題。這里所說的權威,是指把別人的意志強加于我們;另一方面,權威又是以服從為前提的。但是,既然這兩種說法都不好聽,而它們所表現的關系又使服從的一方感到難堪,于是就產生一個問題:是否可以不要這種關系呢,我們能不能——在現代社會中既有的條件下——創造出另一種社會制度來,使這個權威成為沒有意義的東西而歸于消失呢。我們只要考察一下作為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基礎的那些經濟關系,即工業關系和農業關系,就會發現,它們有一種使得各個分散的活動愈來愈為人們的聯合活動所代替的趨勢。代替各個分散的生產者的小作坊的,是擁有龐大工廠的現代工業,在這種工廠中有數百個工人操縱著蒸汽發動的復雜機器;大路上的客運馬車和貨運馬車已被鐵路上的火車所代替,小型帆船和內海帆船已被輪船所代替。甚至在農業中,機器和蒸汽也愈來愈占統治地位,它們正緩慢地但卻一貫地使那些靠雇傭工人耕作大片土地的大資本家來代替小自耕農。可見,聯合活動,互相依賴的工作過程的復雜化,正在取代各個人的獨立活動。但是,聯合活動就是組織起來,而沒有權威能夠組織起來嗎?

  我們假定,社會革命推翻了現在以自己的權威支配財富的生產和流通的資本家。我們再完全按照反權威主義者的觀點來假定,土地和勞動工具都成了那些使用它們的工人的集體財產。在這種情況下,權威將會消失呢,還是只會改變自己的形式?我們就來看一看。

  就拿紡紗廠作例子罷。棉花至少要經過六道連續工序才會成為棉紗,并且這些工序大部分是在不同的車間進行的。其次,為了使機器不斷運轉,就需要工程師照管蒸汽機,需要技師進行日常檢修,需要許多工人把生產品由一個車間搬到另一個車間等等。所有這些勞動者——男人,女人和兒童——都被迫按照那根本不管什么個人自治的蒸汽權威決定的時間開始和停止工作。所以,勞動者們首先必須商定勞動時間;而勞動時間一經確定,大家就要毫無例外地一律遵守。其次,在每個車間里,時時都會發生有關生產過程,材料分配等局部問題,要求馬上解決,否則整個生產就會立刻停頓下來。不管這些問題是怎樣解決的,是根據領導各該勞動部門的代表的決定來解決的呢,還是在可能情況下用多數表決的辦法來解決,個別人的意志總是要表現服從,這就是說,問題是靠權威來解決的。大工廠里的自動機器,比任何雇用工人的小資本家要專制得多。至少就勞動時間而言,可以在這些工廠的大門上寫上這樣一句話:進門者請放棄一切自治!如果說人們靠科學和創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對人進行報復,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它服從一種真正的專制,而不管社會組織怎樣。想消滅大工業中的權威,就等于想消滅工業本身,即想消滅蒸汽紡紗機而恢復手紡車。

  再拿鐵路做例子。這里,無數人的合作也是絕對必要的;為了避免不幸事故,這種合作必須依照準確規定的時間來進行。在這里,活動的首要條件也是要有一個能處理一切所屬問題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論體現這個意志的是一個代表,還是一個負責執行有關的大多數人的決議的委員會,都是一樣。不論在哪一種場合,都要碰到一個表現得很明顯的權威。不僅如此,假如鐵路員工對乘客先生們的權威被取消了,那末,第一趟開出的列車會發生什么事情呢?

  但是,能最清楚地說明需要權威,而且是需要最專斷的權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險關頭,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絕對服從一個人的意志。

  如果我拿這種論據來反對最頑固的反權威主義者,那他們就只能給我如下的回答:“是的!這是對的,但是這里所說的并不是我們賦予我們的代表的那種權威,而是某種委托”。這些先生們以為,只要改變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稱,就可以改變這一事物本身。這些深奧的思想家,簡直是開我們的玩笑。

  這樣,我們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權威,不管它是怎樣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從,這兩者,不管社會組織怎樣,在產品的生產和流通賴以進行的物質條件下,都是我們所必需的。

  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生產和流通的物質條件,不可避免地隨著大工業和大農業的發展而復雜化,并且趨向于日益擴大這種權威的范圍。所以,把權威原則說成是絕對壞的東西,而把自治原則說成是絕對好的東西,這是荒謬的。權威與自治是相對的東西,它們的應用是隨著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改變的。如果自治論者僅僅是想說,未來的社會組織只會在生產條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內允許權威存在,那也許還可以同他們說得通。但是,他們閉眼不看一切使權威成為必要的事實,只是拼命反對字眼。

  為什么反權威主義者不止是限于高喊反對政治權威,反對國家呢?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認為,政治國家以及政治權威將由于未來的社會革命而消失,這就是說,社會職能將失去其政治性質,而變為維護社會利益的簡單的管理職能。但是,反權威主義者卻要求在那些產生權威的政治國家的社會關系廢除以前,一舉把權威的政治國家廢除。他們要求把廢除權威作為社會革命的第一個行動。這些先生見過革命沒有?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權威的東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槍桿、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權威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獲得勝利的政黨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爭得的成果,就必須憑借它的武器對反動派造成的恐懼,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對付資產階級的武裝人民這個權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嗎?反過來說,難道我們沒有理由責備公社把這個權威用得太少了嗎?

  總之,兩者必居其一。或是反權威主義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這樣,那他們只是在散布糊涂觀念;或者他們是知道的,如果是這樣,那他們就是在背叛無產階級運動。在這兩種情況下,他們都只是為反動派效勞。

  寫于187210月—18733

  載于187312月《1874年共和國年鑒》文集

  原文是意大利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1344

 

賞析

    明確習近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是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全黨自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維護黨中央權威,是學習貫徹六中全會精神的重大任務。本期我們刊發恩格斯的《論權威》,并推出董潔的賞析文章,旨在引導黨的各級組織、全體黨員特別是高級干部進一步增強“四個意識”特別是核心意識、看齊意識,自覺向黨中央看齊,向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看齊,向黨中央決策部署看齊,做到黨中央提倡的堅決響應、黨中央決定的堅決執行、黨中央禁止的堅決不做。

 

堅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

 

    恩格斯于187210-18733月寫就的《論權威》,是在國際工人運動日益興起迫切需要權威,而無政府主義者激烈反對權威的大背景下寫就的。這篇經典文獻對于權威的定義、權威存在的客觀性以及維護權威的重要性等提出了十分深刻的觀點,至今仍有重要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寫作背景

  從大的時代背景看,第一次工業革命興起后,資本主義在全世界范圍內獲得廣泛發展,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尤其迅速,壟斷資本主義開始萌芽。與之相隨,資本主義固有矛盾日益凸顯,生產日益社會化和生產資料占有私人化之間的矛盾逐漸激化。這一矛盾的外在表現是一些自由資本主義發展較快的國家從1825年開始周期性爆發經濟危機。危機爆發使得工人階級日益貧困,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逐漸激化。工人為爭取自己的利益起來斗爭的運動隨之興起。19世紀三四十年代,歐洲爆發了三次大規模的工人運動,即法國里昂工人起義、英國憲章運動和德意志西里西亞紡織工人起義。18649月,國際工人協會即第一國際成立。它的成立標志著工人運動進入一個新時代。恩格斯的《論權威》就是在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運動此起彼伏、階級矛盾趨于尖銳的大背景下寫就的。

  從寫作的直接動因看,恩格斯寫作這篇短文主要是針對無政府主義者的錯誤主張和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活動。無政府主義者大肆宣傳人絕對自由、反對一切國家、反對任何權威,對當時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造成了惡劣影響,不僅阻礙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對無產階級運動也造成了較為負面的影響。無政府主義思潮的領軍人物巴枯寧,利用巴黎公社失敗、歐洲各國資產階級加緊對第一國際迫害的機會,把矛頭直接指向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國際的中央執行機關。18729月召開的第一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清算了巴枯寧及其追隨者的錯誤,并將巴枯寧開除出第一國際。但巴枯寧沒有善罷甘休,糾集追隨者召開了無政府主義者的反權威主義大會,拼湊起“反權威主義”國際。為了揭露無政府主義的錯誤性、反革命性,從思想上徹底批判巴枯寧無政府主義,恩格斯在多次與馬克思通信后,寫出了《論權威》,提出了自己的權威觀,從理論上對權威的本質與重要性進行了深刻分析。

 

主要觀點

  關于權威的定義。恩格斯指出,“這里所說的權威,是指把別人的意志強加于我們;另一方面,權威又是以服從為前提的。”很顯然,這一定義從兩個方面指出了權威的規定性,權威不受個人意志支配,且以服從為前提。這說明了權威具有強制性和服從性。從根本上看,權威在某種意義上是約束個人自由的,個人的絕對自由是不存在的。權威要求人們聽從支配,不允許個人隨心所欲地活動。在社會生活中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一個工人,必須遵守勞動紀律,按時上下班;一個學生,必須遵守學校紀律,按時上下課,完成教師所布置的作業;一個戰士,必須無條件執行來自上級的命令,否則會受到嚴厲的軍法懲治。同樣,一名公民,也要積極遵守社會公德、公民道德,不得違反法律。

  關于權威存在的客觀性。恩格斯認為,在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下,無論在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在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權威都是客觀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是因為,沒有權威,活動就組織不起來,越是復雜的聯合性活動越需要權威。正如恩格斯所說,“想消滅大工業中的權威,就等于想消滅工業本身,即想消滅蒸汽紡紗機而恢復手紡車。”恩格斯還用鐵路、航行做例子說明這個問題。他指出:“這里,無數人的協作也是絕對必要的;為了避免不幸事故,這種協作必須依照準確規定的時間來進行。在這里,運轉的首要條件也是要有一個能處理一切所管轄問題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論體現這個意志的是一個代表,還是一個受委托執行有關的大多數人的決議的委員會,都是一樣。不論在哪一種場合,都要碰到一個顯而易見的權威。不僅如此,假如鐵路員工對乘客先生們的權威被取消了,那么隨后開出的列車會發生什么事情呢?”他還指出,“能最清楚地說明需要權威,而且是需要專斷權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關頭,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人能否立即絕對服從一個人的意志。”這兩個例子清楚表明了權威的客觀存在性。這不是一種乘客對鐵路管理者、客人對船長的簡單委托關系,而是處在一定社會階段的人和人之間合作的本質規定性。當然,列車長、船長個人的意志或權威是以其背后的一整套完整的制度規程為基礎的,絕不是個人隨心所欲的意志,個人的意志或權威僅僅是執行制度或規程的表象。

  關于權威的好壞。恩格斯認為,生產和流通的物質條件,不可避免地隨著大工業和大農業的發展而擴展起來,并且趨向于日益擴大這種權威的范圍。把權威原則說成是絕對壞的東西,而把自治原則說成是絕對好的東西,這是荒謬的。權威與自治是相對的東西,它們的應用范圍是隨著社會發展的階段而改變的。在某種程度上講,權威是個好東西。至少從人類社會產生至今的實踐表明,沒有權威的社會容易陷入無序,沒有權威的社會組織將不成其為組織。

  關于權威的消亡。恩格斯認為,政治國家以及政治權威將由于未來的社會革命而消失,就是說,公共職能將失去其政治性質,而變為維護真正社會利益的簡單的管理職能。很明顯,恩格斯認為只有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物質極大豐富,人類勞動只是為了更加快樂的情況下,權威才會消失。因此他批評反權威主義者,指出他們要求在產生權威的政治國家的各種社會條件消除以前,一舉把權威的政治國家廢除。他們要求把廢除權威作為社會革命的第一個行動。這些先生見過革命沒有?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槍桿、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權威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這就不僅從理論上闡明了權威存在的合理性和未來走向消失的社會基礎,而且對那些無端反對權威、罔顧歷史階段性的無政府主義者給予了現實性抨擊。

  關于維護權威的重要性。恩格斯在反思巴黎公社失敗的基礎上提出,獲得勝利的政黨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爭得的成果,就必須憑借它以武器對反對派造成的恐懼,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面對資產者沒有運用武器武裝人民這個權威,它能哪怕支持一天嗎?反過來說,難道我們沒有理由責備公社把這個權威用得太少了嗎?這實際上說明了維護權威、運用權威在革命年代是非常重要的。

 

當代啟示

  當今時代依然需要權威。當今世界正在發生重大而深刻的變化,經濟全球化潮流方興未艾、政治多極化趨勢日益明顯、文化多樣化變革勢不可當,同時全球治理體系亟待變革、守成大國維護自身利益色彩愈加突出、新興大國面臨成長的煩惱,如何給地球村村民一個合作共贏的世界成為擺在全球各國領導人面前的緊迫課題。當代中國正在進行重大而深刻的變革,“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漸次展開、“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扎實推進、新發展理念助推發展,國家實力日益增強、黨的事業出現新氣象。當代的中國正在走近世界舞臺中心,中華民族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實現偉大復興的目標。這是一個風云際會、成就大業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雄才大略的政治領袖也能夠造就這樣的政治領袖的時代。一句話,當今時代依然需要權威。

  堅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看,維護黨的權威和黨的領袖的權威,始終是馬克思主義政黨一條基本原則。馬克思、恩格斯在領導歐洲工人運動和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實踐中,始終強調權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列寧、毛澤東、鄧小平等也都曾特別強調權威的重要性。當下,全黨同志必須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堅定不移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堅定自覺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向黨中央看齊、向總書記看齊,做到黨中央提倡的堅決響應、黨中央決定的堅決執行、黨中央禁止的堅決不做,確保黨團結帶領人民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

 

(《新湘評論》2017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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