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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  

鄧小平

(一九八五年三月四日)

 

2017-11-28 18:22:17  來源:(2017年第03期)

 
 
 

發表評論

 

 

 

 

    對中國的發展,國際上可能還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們從各種角度來分析,中國的發展對他們有利還是有害?我經常想這個問題。我想從兩個角度來考察這個問題,一個是政治角度,一個是經濟角度。

  從政治角度說,我可以明確地肯定地講一個觀點,中國現在是維護世界和平和穩定的力量,不是破壞力量。中國發展得越有力量,世界和平越靠得住。過去,在國際上有人認為中國是“好戰”的。我講的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這個問題,不僅我,還有中國其他領導人,包括已故的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都多次聲明,中國最希望和平。中國在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領導的時候,就強調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并認為霸權主義是戰爭的根源。因為我們講的戰爭不是小打小鬧,是世界戰爭。打世界大戰別人沒有資格,只有兩個超級大國有資格,中國沒有資格,日本沒有資格,歐洲也沒有資格。所以,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也就是維護世界和平。粉碎“四人幫”以后,我們制定中國的國策,同樣也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

  總起來說,世界和平的力量在發展,但是戰爭的危險還存在。核武器談判,外層空間武器談判,看不出有什么進展。所以,我們多年來一直強調戰爭的危險。但是,現在我們的觀點有點變化。我們感到,雖然戰爭的危險還存在,但是制約戰爭的力量有了可喜的發展。日本人民不希望有戰爭。歐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戰爭。第三世界,包括中國,希望自己發展起來,而戰爭對他們毫無好處。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國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發展的重要因素。所以,從政治角度來說,中國的發展對世界、對亞太地區的和平和穩定都是有利的。世界上的人在議論國際局勢的大三角。坦率地說,我們這一角力量是很單薄的。我們算是一個大國,這個大國又是小國。大是地多人多,地多還不如說是山多,可耕地面積并不多。另一方面實際上是個小國,是不發達國家或叫發展中國家。如果說中國是一個和平力量、制約戰爭的力量的話,現在這個力量還小。等到中國發展起來了,制約戰爭的和平力量將會大大增強。我可以大膽地說,到本世紀末,中國能達到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的目標,也就是我曾經跟大平正芳先生講的達到小康水平,那時中國對于世界和平和國際局勢的穩定肯定會起比較顯著的作用。

  再從經濟角度來說。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經濟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南北問題是核心問題。歐美國家和日本是發達國家,繼續發展下去,面臨的是什么問題?你們的資本要找出路,貿易要找出路,市場要找出路,不解決這個問題,你們的發展總是要受到限制的。我過去跟很多日本朋友談這個問題,跟歐洲朋友、美國朋友也談這個問題,他們腦子里也是裝了這個問題。現在世界人口是四十幾億,第三世界人口大約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的人口在發達國家,包括蘇聯,東歐(東歐不能算很發達),西歐,北美,日本,大洋洲的澳大利亞、新西蘭,共十一二億人口。很難說這十一二億人口的繼續發展能夠建筑在三十多億人口的繼續貧困的基礎上。當然,第三世界有一部分國家開始好起來,但還不能說已經發達了,而大部分國家仍處于極其貧困的狀態,他們的經濟問題不解決,第三世界的發展,發達國家的繼續發展,都不容易。中國這么一個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對外貿易額去年才剛剛達到五百億美元。如果對外貿易額翻一番,達到一千億美元,國際上的市場不就擴大了嗎?如果翻兩番,那就是說達到兩千億美元,中國同國際上交往的范圍不就更大了嗎?貿易總是一進一出的,如果達到翻兩番,中國容納資金、商品的能力就大了。一些發達國家擔心,如果中國發展起來,貨物出口多了,會不會影響發達國家的商品輸出?是存在一個競爭問題。但是,發達國家技術領先,高檔的東西多,怕什么!總之,南方得不到適當的發展,北方的資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繼續貧困下去,北方可能就沒有出路。

  所以,我認為日本企業界對發展中日兩國經濟技術合作抱積極態度,是一種有戰略眼光的決策。

 

  這是鄧小平同志會見日本商工會議所訪華團時談話的一部分。根據《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刊印

 

賞析

 

    2016927,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隨著國際力量對比消長變化和全球性挑戰日益增多,加強全球治理、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是大勢所趨。我們要抓住機遇、順勢而為,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更好維護我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營造更加有利的外部條件,為促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作出更大貢獻。

    本期我們刊發鄧小平的《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并推出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研究員董振瑞的賞析文章,以幫助各級領導干部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

 

為促進人類和平與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董振瑞

 

    對“和平”與“發展”問題的高度重視,是我們黨的一貫戰略傳承。早在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就曾圍繞這一問題進行過長期觀察和深入分析。他的這一觀察與分析,集中體現在《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一文中。在這篇深刻影響新時期中國國際戰略和對外政策的經典文獻中,鄧小平不僅高屋建瓴、縱論天下,還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的著名論斷。

  那么,鄧小平是如何得出這一攸關中國戰略全局的重大論斷的呢?

  先說“和平”問題。嚴格地說,所謂“和平”問題,應為“戰爭”與“和平”問題。即:世界大戰是否“迫在眉睫”?維護世界和平的力量靠不靠得住?世界性的和平局面能否得以實現?等等。進入新時期以后,圍繞著不斷發展變化的國內外形勢,鄧小平對這些問題作出了準確判斷。這一點,尤為突出地表現于1984年以后——以這一年為標志,美蘇關系開始由之前的僵冷對峙演變為既對抗又對話的局面,東西方關系出現松動,國際局勢呈現緩和跡象。在此背景下,鄧小平就這一問題發表了重要觀點。其主要觀點有:第一,打世界大戰只有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有資格”,別的國家“沒有資格”,但這兩個國家“都還不敢打”。兩國的原子彈和其他常規武器足夠多,都有毀滅對手的力量,“因此誰也不敢先動手”;美蘇兩家所進行的全球戰略部署,都受到了挫折,都沒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動”;包括美蘇在內的全世界人民都要和平,不要戰爭。第二,西歐、東歐、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國雖然分別同美蘇保持著不同程度的聯盟關系,但它們都不愿打仗,而且其獨立自主的傾向都在發展,因而也是維護世界和平、制約戰爭的重要力量。第三,占世界人口3/4的第三世界國家,包括中國11億人口在內,是維護和平、制約戰爭的重要力量。特別是中國發展起來了,就能更好地延緩戰爭、維護和平。據此,他得出了這樣一條結論:雖然戰爭的危險存在,但是制約戰爭的力量有了可喜的發展。

  再說“發展”問題。進入20世紀80年代,隨著南北差距的持續拉大,以“南北問題”為主要內容的“發展問題”越來越成為制約全球經濟進一步發展的一個關鍵問題。這一點主要表現在:一方面,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北方國家)的資本、貿易、市場面臨著日益迫切的“出路”問題,其進一步發展也受到明顯限制;另一方面,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國家“仍處于極其貧困的狀態”,其生存狀態并未得到有效解決,從而造成了他們自身的發展和發達國家的繼續發展都受到了限制。鄧小平對此認識得十分深刻。他指出,如果南方國家得不到適當發展,北方國家的資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繼續貧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沒有出路。而且,相較于“和平”問題,他將“發展”問題看得更重,并認為它是“核心問題”。

  基于上述因素,鄧小平將“和平”與“發展”問題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并認為它們是“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就此,他還十分形象地說道:“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

  歷史證明,鄧小平的這一戰略判斷,不僅反映了當今世界發展變化的本質特征,也緊緊抓住了世界發展變化的潮流,并準確揭示了當代國際關系的基本內容和主要矛盾,是我們黨在實踐和認識上的一個飛躍,對新時期我國內、外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產生了十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在此基礎上,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正式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主題”這一科學命題。此后,關于時代主題的這一重大判斷,得到了我們黨歷次代表大會的堅持和重申。而且,依據不斷發展變化的新的情況,我們黨還為這一重大判斷賦予了更為豐富、更具有現實針對性的內涵。以此為理論淵藪,中國必須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重大戰略方針得以不斷豐富和發展。

  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新形勢新任務,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習近平總書記又反復重申: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既是我們黨根據時代發展潮流和我國根本利益所作出的“戰略抉擇”,又是中國政府對國際社會所作出的“莊嚴承諾”,從而又為這一道路賦予了富有時代氣息的新的深刻內涵。

  關于中國為什么必須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習總書記明確指出:“歷史已經證明,和平發展是中國基于自身國情、社會制度、文化傳統作出的戰略抉擇,順應時代潮流,符合中國根本利益,符合周邊國家利益,符合世界各國利益,我們沒有理由去改變它。”他還一再強調,“中國人民怕的就是動蕩,求的就是穩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不是權宜之計,更不是外交辭令,而是從歷史、現實、未來的客觀判斷中得出的結論,是思想自信和實踐自覺的有機統一。”

  關于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基本內涵。在繼續強調要更好地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同時,習近平總書記又明確提出:要把世界機遇轉變為中國機遇,把中國機遇轉變為世界機遇,在中國與世界各國之間實現良性互動、合作共贏;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其他國家也要相向而行,共同走和平發展道路;作為負責任大國,無論發展到哪一步,中國決不會稱霸,決不搞對外擴張;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但決不放棄正當權益,決不犧牲國家的核心利益;要有足夠的戰略定力和戰略自信,確保我們長期致力維護的和平大局不受破壞;等等。他還強調:“要善于審時度勢、內外兼顧、趨利避害,從國際形勢和國際條件的發展變化中把握方向、用好機遇、創造條件、駕馭全局,在復雜形勢下做到‘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

  關于中國如何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針對這一尤其為國外特別是一些老牌西方強國所關注的重大問題,習總書記在反復重申中國要始終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的同時,也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依據不斷發展變化的國內外條件,作出了新的回答。其主要思想觀點有: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使“中國方案”占據道德高點;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積極推動與各方關系的全面發展,確保中國周邊及全球的戰略穩定;主動順應經濟全球化潮流,堅定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等等。就此,習總書記還特別強調:要準確把握經濟全球化新趨勢和我國對外開放新要求,妥善應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面臨的困難和挑戰,更加堅定地擴大對外開放。

  實踐證明,習總書記的這些重要論述,既深刻體現了我們黨在這個問題上的戰略傳承,又具有很強的時代氣息和現實針對性,從而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基本內涵。當前,我國正處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深入學習領會習總書記的這些重要論述,對于我們加深理解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歷史必然性,爭取一個對中國發展更加有利的外部環境,無疑有著重要現實意義。

 

(《新湘評論》2017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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