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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頭講話為什么會成為經典文獻  

陳 晉

 

2017-11-28 18:22:17  來源:(2017年第17期)

 
 
 

發表評論

 

 

 

 

    如果從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角度,把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文章作個排列,下面三篇肯定會排在最前面。

  一篇是1956年的《論十大關系》,談怎樣搞社會主義建設,重點在經濟;一篇是1957年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談怎樣處理社會矛盾,重點在政治;一篇是1962年的《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談怎樣吸取大躍進的經驗教訓,重點在黨內民主制度建設。

  有趣的是,這三篇文獻都是在會議上口頭講出來的,事先沒有稿子。讓口頭講話成為經典文獻,在毛澤東那里,是尋常事,也是他習慣和擅長的一種領導方法。諸如,在延安整風期間發表的《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還有人們熟悉的“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莫不如此。這固然是因為他有這種本事,但細細體會,這中間卻有大甘苦,更有大門道。

 

  先說《論十大關系》。這篇講話來自于“聽”。

  所謂“聽”,就是調研。從19562月中旬到4月下旬,毛澤東曾用40多天的時間聽取34個部門負責人的工作匯報,不斷插話提問,間或發表意見,作些評論。在最后幾次聽匯報時,逐步形成大致思路,對怎樣搞社會主義建設,先后歸納出沿海與內地、輕工業與重工業、個人與集體、地方與中央、經濟與國防、少數民族與漢族幾組關系。有了這些積累,425日,在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一口氣講了“十大關系”。可見,沒有如此這般的“聽”,便不可能有如此這般的“講”。毛澤東后來也說:“找三十四個部的同志談話,逐漸形成了那個十條。如果沒有那些人談話,那個十大關系怎么會形成呢?”

  聽有聽的門道,講也有講的門道。425日講完“十大關系”,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門進行了討論,討論中又提出這樣與那樣的問題。428日,毛澤東就討論情況再次作了總結發言。53日,周恩來根據自己的記錄在國務院司局長以上干部會議上對《論十大關系》作了詳細傳達。隨后,各地紛紛要求印發周恩來的傳達記錄稿。528日,毛澤東在有110多人參加的最高國務會議上又講了一遍論“十大關系”。所謂最高國務會議,是由國家主席召集的商討國家重大問題的會議,有許多黨外民主人士參加。講完后,與會者紛紛發表了看法,這對毛澤東進一步思考“十大關系”的內容自然又有助益。《論十大關系》的正式文本,即由毛澤東425日和528日兩次講話記錄綜合整理而成,還參考了中央印發的周恩來的傳達記錄。

  發表“十大關系”的講話,對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件開創性的大事。毛澤東1960年在《十年總結》一文中也說:“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1956年提出十大關系起,開始找到一條自己的適合中國的路線。”

  但是,這篇講話在毛澤東生前卻沒有公開發表。這和他后來的關注重點發生變化有關,也和他在整理過程中的慎思有關。1965年,劉少奇提出將《論十大關系》作為內部文件發給縣、團以上各級黨委學習,毛澤東表示同意,但要求在中央批語中加上這樣的話:“毛澤東同志最近看了后,覺得還不大滿意,同意下發征求意見。請各級黨委對文件的內容提出意見,匯總報告中央,以為將來修改時參考。”1975年,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胡喬木對這個講話又整理出一個新的稿子。直到19761226日,毛澤東逝世后才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

 

    《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下簡稱《正處》),源于毛澤東19572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講話前列有簡單提綱,但其思路也非一蹴而就。  

  此前,毛澤東一直在思考,新中國在1956年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以后,怎樣看待不斷出現的社會復雜矛盾。1957127日,毛澤東在全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便談到了一個月后《正處》所講的“統籌兼顧”“雙百方針”“農業問題”,并從辯證法的角度談了怎樣看矛盾的轉化等內容。226日,他在只有37人參加的最高國務會議上講了一下《正處》基本內容,算是通通氣,看一下反應。第二天,他才在有1800多人參加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正式以“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發表講話,一共講12個問題。從下午3點講到傍晚7點,大家聽得興味正濃就戛然而止了。

  在毛澤東看來,凡屬特別重大的問題,不是發表一篇講話,就能統一認識,讓問題迎刃而解的。他在227日講完《正處》后,1800多位與會者分組討論了三個半天,31日下午又聽取了李濟深、章伯鈞、黃炎培等16人的大會發言,隨后毛澤東作了45分鐘的總結講話,內容有的是對大家所提問題的答復,有的是對《正處》的補充和發揮。

  毛澤東覺得,只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討論他的《正處》講話,還不夠,還需要聽取更多的人的意見。從36日到13日,中央又在北京召開有700多人參加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還邀請了160多位黨外知識分子參加。與會人員聽了毛澤東《正處》講話錄音后,分組進行討論。會議期間,毛澤東召集宣傳、教育、文藝、新聞、出版、高等院校、科學各界知識分子,分別舉行了六次座談會,聽取意見,討論對話。312日,他針對會議提出的問題再次發表大會講話。翻譯家傅雷聽了毛澤東講話后,在給兒子的信中說:“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

  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結束后,毛澤東又一路南下,先后在天津、濟南、南京、上海等地召集黨員干部會議,不斷地宣傳和闡述《正處》的內容和“雙百”方針的主張。

  講完《正處》后開展的這些活動,實際上是印證、宣傳、補充和深化《正處》內容的過程,為毛澤東后來整理修改這篇講話,積累新的素材,促進新的思考。

  《正處》是1957619日由《人民日報》正式發表的。在這之前,毛澤東經歷了近4個月的腦思、口講、耳聽到手改的過程。

  1957425日,毛澤東在會見保加利亞新任駐華大使時,對方說:“主席的報告(指《正處》)十分重要。我們國內都等著看這個報告。”毛澤東說:“全文我正在修改。講起來很容易,幾小時就夠了,寫成文字就困難了。”毛澤東的修改,保存下來的有15份過程稿,如果加上講話前擬的提綱,總共有16份文獻材料。從第2稿到第15稿,集中在57日到61742天中完成。42天的時間,年已64歲的毛澤東,在處理政事之余,孜孜不倦地修改14遍,所持的審慎,傾注的心血,可想而知。一篇口頭講話為什么能夠成為經典文獻,道理自明。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依然是先講后改。

  1962111日到27日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有七千多人參加,討論主題漸次變化,最后才集中到分析和總結1958年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開始,毛澤東主要是聽取會議討論情況,看材料,引導會議進程。直到近20天后的130日,才發表大會講話,講了六個問題,突出強調堅持貫徹黨的民主集中制,在黨內黨外發揚民主的重要性,以及怎樣認識客觀世界的問題。

  這篇講話的醞釀思考過程,和前面說的《論十大關系》和《正處》大同小異。這里重點說說他講完話后是怎樣修改的。這次修改的特點是:毛澤東本人、“秀才”班子和其他政治家“三管齊下”。

  1962年初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后,毛澤東去了外地。離京前他要田家英整理一下他的這個講話。2月下旬,田家英帶著整理稿到杭州。毛澤東看后不太滿意,讓人把原始講話的錄音記錄從北京送來,他花了一天工夫改出一稿,請田家英“看一遍,看還有什么錯誤沒有”。從這時起到320日,毛澤東先后改了七遍。但他仍然不放心,又把改稿分送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陳伯達等人,請他們“提出修改意見”。陳伯達收到稿子后,專門約請胡繩、吳冷西、鄧力群幾位“秀才”讀改一遍。毛澤東看后認為“修改得好”,然后送請劉少奇和鄧小平閱看。1962410日,作為內部文件印發各地。

  以上修改只是暫告一段落。

  4年后的19662月初,毛澤東在武漢又把這篇講話稿找出來,請王任重修改。對王任重的改稿,毛澤東雖然覺得“修改是好的”,但仍不放心,又請彭真和在京中央常委商量,會同康生、陸定一、陳伯達等人“修改一遍”。毛澤東還說:“看來此問題很大,要真正實現民主集中制,是要經過認真的教育、試點和推廣,并經過長期反復進行,才能實現的。”196629日,毛澤東在武漢對康生、田家英等人說:“修改了多次,請大家在此再讀一遍,看還有什么要修改的,然后發給黨內討論之后,再公開發表。”按照毛澤東的要求,彭真在武漢同康生、陸定一、王任重、田家英、吳冷西、胡繩、鄧力群等,一起讀改。彭真建議加上“我們的態度是:堅持真理,隨時糾正錯誤”這樣一句,并說“這是毛主席在延安時常說的話”。212日,毛澤東看了彭真主持改的稿子,批示印發縣團級以上干部。

  一篇講話,事隔四年,兩番集中修改,兩次作為內部文件印發,實屬罕見。第二次印發后,劉少奇和鄧小平提出公開發表,毛澤東沒有同意,理由是剛剛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一定有許多新的經驗可以對這篇講演加以修改,那時再議是否發表不遲”。這體現毛澤東根據實踐發展來修改文稿的審慎態度,也表明他的思路興奮點已發生變化。因此,這篇講話直到197871日,才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

 

  從上述三篇口頭講話轉化為經典文獻的過程,不難看出一些重要門道。

  第一,講話都醞釀于形勢發展的關鍵時刻。

  《論十大關系》出現在蘇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之間,蘇共二十大暴露出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些問題,中共八大必須回答中國在全面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后,路子應該怎樣走。劉少奇當時正在主持起草黨的八大政治報告,聽了“十大關系”的講話后,高興地對起草組的人說:“有了毛主席的這個講話,我們這個報告的主調就有了。”

  發表《正處》講話的背景是,1956年國際社會主義陣營發生了“波匈事件”,國內一些地方也出現了罷工罷課、游行示威現象,文化藝術領域因貫徹“雙百方針”,還出現了不少爭論。怎樣看待這些社會矛盾,必須回答。按斯大林的說法,在社會主義社會是沒有人民內部矛盾的,只有敵對矛盾,中國共產黨是不是要因循此說?毛澤東講《正處》,就是為了解開這些思想上的“扣”。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則是出于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的需要。當時,圍繞怎樣看大躍進的某些失誤,這些失誤與黨內的政治生活不正常到底有沒有關系,有什么樣的關系,在實際工作中究竟應該怎樣貫徹民主集中制,出現了不同意見,中央需要表明態度。

  三篇講話,都是形勢“逼”的,實踐“逼”的,人們希望有“說法”的。都是為了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提出新觀點,講于不得不講。毛澤東以他的政治敏銳及時地發現并緊緊抓住突出而重大的問題,作分析,提判斷,拿方針,“做文章”。于是,三篇講話一出,人們會覺得很及時、很需要、很解渴。

  第二,先“聽”后講,觀點出自調查研究。

  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出的觀點,不是在屋子里想出來的,也不是只看材料琢磨出來的。1956924日接見南斯拉夫外賓時,他專門說到:“你們提到的《論十大關系》,這是我和三十四個部長進行一個半月座談的結果。我個人能提出什么意見呢?我只是總結了別人的意見,不是我的創造。”先“聽”,是為了講得更有把握,講得切中需要,講出符合實際的新觀點。為此,毛澤東事前總是在不同范圍聽取意見,對實際情況作深入的調查研究,然后抓住問題的根本,明確講話的針對性,逐步形成自己的判斷。

  第三,反復征求意見,補充和完善講話中的觀點。

  既是口頭講話,就不能要求一開口就講得那樣精確無誤,那樣縝密周到,那樣天衣無縫。新的理論觀點,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次就能講周全的。毛澤東1954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臨時會議上,曾以自己為例說:“當主席,說十句話錯了六句,錯了百分之六十,那他的主席就當不成了。要說一句話都不錯,沒有那回事。”講出來的經典文獻,常常有多種“文本”。例如,講話提綱,口頭講話的原始記錄,報道講話的新聞稿,作者自己的改稿等等。口頭講話不過是諸多“過程稿”之一,不能要求一步到位。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和《正處》,在不同場合多次講,反復聽取各方面的討論,自己又予以回答總結,這事實上是把自己的觀點亮出來和大家討論的過程,是對話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自然使自己的認識不斷得到補充、修正和完善。據吳冷西回憶,19575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還講到,“去年4月講的‘十大關系’,已經一年多了,也還不準備發表,將來發表也是‘舊聞’。我這個人就是不想冒險,先講一講,看一看反應,再作修改,然后發表。有時修改多次還不滿意,只好不發表。”

  第四,書面修改是確立和表達觀點最重要環節。

  動手修改講話稿,是確立和表達觀點的最后環節,最需要下苦功。毛澤東的書面修改,不只潤色文字,同時還包括彌補口頭講話不周全、不準確、不充分、不精練的地方。有時還要根據講話后出現的新情況有針對性地強調一些內容。他不光自己動手反復修改,還請“秀才”或其他領導人幫助修改。196311月,毛澤東曾同外賓談到:“寫文章和寫詩,不經過修改是很少的。為什么要經過修改?甚至于還要從頭寫?就是因為文字不正確,或思想好,但文字表現不好。有時還要征求別人的意見。別人有不同意見,我就要想一想。”正是這“想一想”的書面修改,把口頭講話錘煉成為了經典文獻。

  修改講話稿的目的是為了更正確地指導實踐。上述三篇講話的基本內容,當時做了大張旗鼓的宣傳,在實踐中起到了相應的政策效果。但其中兩篇隨著毛澤東關注思路的變化,只作為文件印發,生前沒有同意公開發表。公開發表的《正處》,加進了后來形勢變化后作出的一些新的判斷,雖屬必然,但其中個別觀點不一定符合實際。看來,好思路好觀點提出不易,堅持和落實也不易。具有戰略意義的思路觀點,既然符合實際,又受到歡迎,就不宜輕易擱置,應讓它在實踐中持續結出果實來。這是談三篇經典文獻形成過程需要補充說明的。

 

(《新湘評論》2017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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