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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毛澤東支稿費看延安知識分子待遇  

陳 晉

 

2017-11-28 18:22:17  來源:(2017年第11期)

 
 
 

發表評論

 

 

 

 

    1939年初,毛澤東辦公室的秘書長李六如、秘書和培元,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寫了本《陜甘寧邊區實錄》。初稿出來后,毛澤東感覺不甚理想,決定另請人修改。122,他給陜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廳長周揚寫信,“現請你全權負責修正此書,如你覺須全般改造,則全般改造之。雖甚勞你,意義是大的。”信的末尾,又專門告之:“備有稿費(每千字一元五角),當分致你與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勞之意。”

  周揚是否動筆對此書作了修改,不得而知。《陜甘寧邊區實錄》于193912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時,版權頁上,只署有總編“齊禮”一人。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給周揚信中,提到每千字1.5元的稿費。全書10萬字左右,算下來150元不是一個小數。據當時在延安的作家陳學昭寫的《延安訪問記》,以及徐懋庸的《回憶錄》記載,1938年至1939年,延安物價為小米每斤0.13元,豬肉每斤0.2元,雞蛋每個0.01元。150元可以分別購買1153斤小米、750斤豬肉、15000個雞蛋。

  延安在1939年每人每天的吃飯標準是多少呢?據當時在延安訪問的舒湮寫的《戰斗中的陜北》中記述:“一般工作人員的糧食是每人日發小米一斤四兩,每天菜錢分派方法是:1.機關普通是三分錢;2.延安邊區政府是四分錢;3.武裝隊伍是五分錢;4.陜公、抗大是七分錢;5.醫院是一角。”由此比照,大約每人每天花費在0.25元左右。

  這樣算下來,《陜甘寧邊區實錄》150元稿費,抵得上一個人600天左右的生活費。

    給《陜甘寧邊區實錄》發稿費,不是個例。紅軍長征剛到陜北時就實行稿酬制了。19368月,毛澤東、楊尚昆為編輯出版《長征記》聯名發出征稿信,便申明“備有薄酬”。10月,紅軍總政治部發布《〈紅軍故事〉征文啟事》里也說,“酌致現金或物質報酬”。19375月,毛澤東、朱德聯名發出的《中央軍委關于征集紅軍歷史材料的通知》還明確講,“一切創作稿件和紀念品,送來經采用后,均給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現金酬報。”

  1938年以后,延安知識分子辦了許多刊物,不論是鉛印的,還是油印的;不論是內部出版,還是公開發行,征稿時基本上都講明有稿酬,有的還標出具體標準。如19408月陜甘寧邊區大眾讀物社創辦的《大眾習作》,登出的“約稿”里說:“寄來的稿子,凡是登載出來的,每一千字送稿費一元。”《大眾習作》屬基層刊物,影響力自然比不上中央機關辦的《解放日報》《中國文化》,因此,其每千字1元的標準,不會是高的。

  毛澤東對《陜甘寧邊區實錄》開出每千字1.5元的稿酬,顯然與該書的內容和可以預期的影響有關。該書很有些像我們今天發表的一些“白皮書”,具體介紹了陜甘寧邊區的政制和組織、統一戰線、抗戰動員、群眾團體等情況,在國統區發揮的作用,不難想見。毛澤東為該書的題詞,點破寫作宗旨:“邊區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是實施三民主義最徹底的地方。”

  1941910,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講話,談到稿酬問題時便強調要按質按需來定標準,認為,“對研究實際問題的文章,要多給稿費。能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教員,才算好教員,要多給津貼。”

 

 

 

    由此想到知識分子在延安獲得的特殊生活待遇。

   抗戰時期,大批知識分子奔赴延安,被當下一些學者稱為“特殊的文化移動現象”。據《延安自然科學院史料》記載,“1938年夏秋之間奔向延安的有志之士可以說是摩肩接踵,絡繹不絕的。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達延安。”到抗戰后期,陜甘寧邊區的知識分子總共4萬余人。這當中,除各地黨組織派來的以外,大多是向往進步和光明的普通知識分子。延安吸引他們的當然不是物質生活。但作為東道主的邊區執政者,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尊重,最終卻要落實到兩個方面,一是要讓他們有事可干,二是要有相當的物質待遇。在這兩個問題上,延安在政策上一點兒也不含糊。

  關于有事可干。知識分子大多安排在邊區先后創辦的30余所專門院校工作或學習,有的則在機關和一些專業部門工作。此外,他們還成立了各種各樣的社團和學會,諸如自然科學研究會、土木工程學會、中國農業學會、生物學會、醫藥學會、衛生學會、地質礦冶會等等。文化藝術方面的團體、劇社、俱樂部、協會和自辦刊物,就搞得更為熱鬧了。

  關于待遇。雖然物資匱乏,生活異常艱苦,但延安對精神勞動的尊重,絕不是停留在口頭的贊美,而是通過有差別的供給制,外加專門針對知識分子的稿酬制,給予了切實照顧。戰爭年代的供給制是一種盡可能平等而非絕對平均主義的分配體制。自抗戰時期供給制逐漸制度化開始,供給標準一般按級別不同,在每天伙食標準、每月津貼補助、日常生活實物分配、辦公雜費支出方面體現相應差別。

  例如,就在毛澤東給周揚寫信談到每千字1.5元稿費標準的19391月,八路軍總部開始實施《各級津貼之規定》。這個規定將全軍除供給制外的津貼補助粗略地劃分為六等,其中屬第一等的包括正副師長、政委和正副旅長、政委,每月5元;屬第六等的有戰土、通信員、警衛員、號兵、炊事員、運輸員、勤務員、衛生員,每月1元。這是前方作戰部隊的標準。

  抗戰初期,國民政府給八路軍和新四軍發些軍餉。毛澤東193823同蘇聯軍隊代表安德利亞諾夫談到:目前八路軍共有8萬至10萬名戰士、指揮員和政工干部(不包括游擊隊和在邊區的后方部隊),但蔣介石每月只發50萬元,僅養活4.5萬人,平均每月每個士兵只有4元至5元。由于經費嚴重不足,國共兩軍兵員待遇相差很多。當時,國民黨軍隊師長每月一般發薪800元,連長發100多元,而八路軍師長每月只發薪5元、連長發3元。

  在陜甘寧邊區的后方機關,1939年頒布了《各機關津貼標準》,共劃分為五級,一級5元,發給中央領導及各部門局長以上干部;五級1元,發給勤雜人員、戰士等。這樣的標準,使八路軍總司令朱德,不得不向國統區的老朋友寫信借錢,以救濟四川家鄉的老母。

  1939年前后,延安知識分子又享受怎樣的待遇呢?

  著名學者何干之是19378月全民抗戰爆發后第一批到延安的大知識分子,他的待遇是“每月20元津貼費,還派給他一名警衛員”。(《何干之文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1頁)

  音樂家冼星海193811月到延安,起初生活不習慣。曾負氣地對人說:“保證我吃雞,否則一行旋律也寫不出。”但很快他習慣了,在1940321給友人的長信中,他提到當時受到優待,每月津貼15元(含“女大”兼課津貼3元)。“魯藝”的其他藝術教員一律12元,助教6元。這很讓人驚訝,“魯藝”助教的津貼比中央領導人還高1元。

  此外,19381939年,“抗大”的主任教員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津貼10元(《徐懋庸回憶錄》,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19827月第1版,第121頁)。王實味、陳伯達每月津貼4.5元(《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8月第1版,第43頁)。作家陳學昭的丈夫擔任邊區醫院肺科主任,每月拿到15元津貼(陳學昭:《延安訪問記》,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2)19401月,印度尼西亞籍華人醫生畢道文來到延安,給他的生活待遇是,每月大米20斤、肉10斤、白糖2斤、津貼費20元。另外,還為他配勤務員1名、翻譯1名、馬1匹。

  以上都是當事人的回憶,應該是可靠的。

 

  19411月,皖南事變后,國民政府全部停發了八路軍、新四軍的軍餉,并對抗日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陷入極度困難。用毛澤東的話來說,當時“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的地步。延安開展的大生產運動,便是為了渡過這個難關。19412月,邊區銀行正式發行邊幣,發行之初,邊、法幣的比價是一元當一元的。不久,邊幣的比價便開始下降,到19426月達到3.2元換此前使用的法幣1元,到10月間,便穩定到了邊幣2.1元換法幣1元。

  在這種情況下,為規范和確保知識分子的待遇,中央書記處于19425月頒布《文化技術干部待遇條例》。這個條例把文化技術干部分為三類。甲類技術干部,每月津貼15元至30元,伙食以小廚房為原則,窯洞一人獨住,衣服每年特制棉、單衣各一套,其妻兒因故不能參加工作或學習者,其生活待遇與本人相同。同時期,八路軍衛生部各類技術員,按其學歷經歷工作成績而增加補貼,其中規定,醫藥衛生技術干部也分甲、乙、丙三類。甲類醫生凡在國內外醫科專校畢業富有3年實際工作經驗者,每月津貼60元至80元,護士凡專門護校畢業者每月2040元,司藥以上者一律吃小灶,甲類醫生及其家屬與本人待遇相同。

  194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津貼是多少呢?每月10元,比文化技術干部中護校畢業的護士最低檔收入還要低10元。此外,文化人如果發表文字作品,還有稿酬收入;做技術工作的如果有突出成就,也有獎勵。

  延安對著名文化人和知識分子的優待,在蕭軍身上算是一個典例。19417月,蕭軍想離開延安,給張聞天寫信,提出借一萬元路費,張聞天回信,答應可以想辦法。據蕭軍720日日記載,718毛澤東和他談話時,蕭軍表示,想過了10月魯迅紀念會以后再走,并把向張聞天借一萬元路費的事說了,毛澤東的回答是:“何必說借呢?這里可以想辦法的。”

  答應給蕭軍一萬元路費不久,而813,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成立由凱豐、艾思奇、陳伯達、范文瀾、周揚等10來個人組成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毛澤東親自批準的工作費用,也只有一萬元。就是說,當時中央準備給蕭軍一家離開延安的路費,便相當于一個中央工作機構的開辦費。

  最近讀到李耀宇口述、李東平整理的《一個中國革命親歷者的私人記錄》。口述者隨紅四方面軍長征到陜北后,一直在領導或中央機關做后勤工作,1940年春到1941年春曾到延河邊上一家起名勝利食堂的飯館學廚,有時也跑堂。他說:蕭三夫婦、蕭軍夫婦、馬海德夫婦、蘇聯的阿洛夫醫生是勝利食堂的常客,他們來吃飯,都引進里屋的“雅間”。蕭軍那時有錢,點菜花樣多,醬牛肉、鹵雞、鹵肝、叉燒肉樣樣都點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統統打包兜走。在延安,蕭軍首先要求吃甲魚,食堂管理員買的甲魚,一只大約五六斤重,大概一元多邊幣一只。江青一月兩月來吃一頓飯,看來那時她沒有多少錢,每次來只吃兩碗餛飩,要不就喝一碗片兒湯。不久,組織上又派李耀宇到離延安較遠的一家紡織廠門前開一個小飯館,當時的菜價是:肉絲面兩元邊幣一碗,炒肉絲、炒肉片每盤五元邊幣。有天晚上,一個知識分子帶女友來吃飯,點了兩個炒菜,斟了二兩高粱酒,要了兩碗湯面。臨走結賬,花了25元。

  考述延安這段往事,不覺唏噓。歷史學家錢穆有一句名言:“在現實中發現問題,到歷史中尋求答案。”的確,人們追根索源地思考問題以至列舉曾經發生的事例,經常都是尋找理由的過程,所反映的其實是對歷史的評判,對現實的認識。既然是找理由,就應該找最好的。

  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對知識分子的特殊照顧,出發點當然是為爭取更多的知識分子投入到革命事業當中來,但事情似乎也不只這樣簡單。它至少還說明:一,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從來都是向往、追尋、融入,進而最終去代表先進文化的政黨。二,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是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開始就奠定的優良傳統。三,在經濟收入和物質待遇上,黨從來反對自己的干部去攀比其他高收入者。四,知識分子投入到為人民和民族的大事業中去,并作出貢獻,就會得到理所當然的尊重。

 

(《新湘評論》201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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