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澤東、劉少奇作為一代偉人,他們并不是天生的英才少年,并不是脫離社會環境一下子蹦出來的“高大全”,而是不斷地在革命斗爭、社會實踐中接受磨煉、在群眾中接受教育,一步步成長起來的。他們的成長過程很有意義,對于我們及后輩都有很強的教育意義。
父親剛從蘇俄留學回國后,和毛主席在長沙清水塘第一次見面,這兩位年輕的革命者一見如故、心靈相通,一個是中共湘區委員會書記、一個是委員。我們現在去追溯他們,知道這是兩位偉人的初次見面,多么富有歷史的意義,但這是我們帶有先入為主的概念,因為當時他們并不是偉人,所以要結合時代背景去理解他們的成長軌跡。
我父親曾經說:“我一輩子就從事了一件事,就是我是搞群眾工作的,我一輩子就是聽群眾的,是群眾教育了我、培養了我。”我覺得今天我們來看偉人的成長經歷,需要理解他們不是天生的,是在偉大的社會實踐和艱辛的革命斗爭中磨煉出來的,是在廣大人民群眾不斷教育、不斷幫助、不斷培養下成長起來的,包括群眾有時也有錯誤,他們當時怎么樣幫助群眾糾正錯誤,這些過程都很有意義,尤其對后人了解偉人成長很有啟發。
毛澤東是紅區正確路線的代表,劉少奇是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這好理解,因為歷史早有定論,《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都寫清楚了。那么,究竟當時白區正確路線是什么、正確在哪里?當時不正確的路線又是什么、錯誤在哪里?應該好好研究,將真相告訴后人。在革命戰爭年代,在對敵斗爭非常艱苦的條件下,在刀光劍影的白色恐怖時期,共產黨對敵斗爭缺乏現成的經驗,不講究斗爭策略,搞急于求成的“左”傾冒險主義,使中國革命事業和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遭受了挫折。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劉少奇實事求是地提出白區工作的指導方針是:“以防御為主,盡可能利用合法的機會開展活動,以便在群眾工作的基礎上,使黨的組織長期隱蔽,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劉少奇認為,要做好黨的工會工作,首先要為工人謀福利。他在安源時就成立了消費合作社,發行了我黨歷史上第一張紅色股票,建立了最早的工會大樓,創辦了工人夜校和文化補習班。他的這些做法,雖然深受工人歡迎,很有群眾基礎,但是與當時“左”傾形成對立,要推廣實施很難,還經常被扣上一頂“經濟主義”和“一貫右傾”的帽子。父親認為,工會工會,如果不為工人謀福利,那搞工會干什么?他于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就提出,知識分子屬于工人階級;至于一般職員,只要不是帝國主義走狗,不是投靠資本家的幫兇,那就應該允許他們進工會,就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種提法當時在黨內很超前,但是孤立的、是受到批判的。
從劉少奇所經歷的社會實踐可以看出,他當時是非常實事求是、非常貼近群眾、非常接地氣的,所以公正客觀的歷史不久就給出了答案。1937年6月初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評價他“是一針見血的醫生”;1941年9、10月間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陳云發言提出“劉少奇同志是代表了過去十年來的白區工作的正確路線”;在1945年4月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毛澤東同志對于中國革命運動的指導,正是一個最好的模范;劉少奇同志在白區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樣是一個模范。”
劉少奇到江西萍鄉領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是從蘇聯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回國后,先在上海列席中共二大,然后受黨中央委派,回到湖南長沙,擔任湘區委員,之后再到安源。大家試想:一個二十四五歲的毛頭小伙子,根本就不知道中國工人的生活狀況和勞動狀態,更不可能了解安源路礦當局和經營礦主的基本情況,來到安源第三天就組織領導工人大罷工。當時李立三是安源工人俱樂部總主任,因長期的對敵斗爭完全暴露了身份,已經不能公開出面,跟劉少奇見了一面就隱蔽起來了。工人大罷工即將舉行,劉少奇臨危受命走在工人隊伍前面游行示威,領導工人們與當局談判。當時的他,只有一腔熱情,其他情況什么都不知道,怎么領導工人?用他后來的話說,就是依靠工人,依靠老百姓,所以是工人幫助了他。在罷工斗爭的關鍵時刻,沒有人能代表工人說話,他挺身而出,一個人代表工人去戒嚴司令部談判。怎么談呢?他以工人代表共同議定的十七項復工條件為基礎進行談判,義正詞嚴、據理力爭,最終取得罷工的全面勝利,因此他被工人稱為“渾身是膽的劉代表”。他經常回憶說“當你一切都舍棄了,只考慮為工人謀利益的時候,就什么也不怕了。”
在中央蘇區的時候,他擔任過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大概半年多的時間,既抓黨的建設,又抓經濟建設,還要領導中央蘇區反圍剿斗爭,接受的是最嚴酷的執政考驗。他在中央蘇區發表了一篇《論國家工廠的管理》的文章,提出“必須把工廠中的完全的個人負責制建立起來。廠長對于全廠的生產與行政,負有絕對的責任,因此他有權力來決定和支配全廠的一切問題。”他在上世紀30年代就有在國家工廠實行“廠長負責制”的管理意識,今天來看也是十分寶貴的,也是非常先進的思想。他還提出并實施修改《勞動法》,改革不合理的用工制度。那時候我黨照搬蘇聯模式制定的《勞動法》,與中國實際情況水土不合,嚴重脫離實際,勞資雙方矛盾激烈。他富有遠見地提出來要修改,體現的是一種責任、一種精神、一種擔當。這些成功的經驗也是從實踐中磨煉出來的。他的力量和勇氣從哪來?都是來自工人、來自農民、來自生活、來自實踐,來自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結合。
歷史有定論,劉少奇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這些都不是憑空而論的,都是根據劉少奇在長期的革命斗爭與建設事業中的實踐得出的結論,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產物。什么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怎么來的,我們有責任告訴后人,毛澤東思想是以毛澤東個人的思想和全黨集體智慧融為一體的結晶,這樣的思想才有生命力,才能為革命實踐提供理論指導,引領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
今天中國所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多么的艱辛,走到今天付出了那么多的代價,中間經過了多少困難和挫折。上個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國國民經濟處于嚴重困難時期,人民群眾特別是農民,連飯都吃不飽,經常鬧饑荒、餓肚子。“我們國家怎么一下子弄成這個樣子呢?”作為國家主席,劉少奇為什么說有些地方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呢?面對困難和問題,他自己主動檢討。
1961年4月1日到5月15日,他回到闊別近40年的家鄉長沙農村搞調查研究,想弄清楚農村的真實狀況。他在長沙縣天華大隊蹲點,一住就是18天。特別讓人感動的是,63歲的他在父老鄉親面前,脫下藍布帽,露出滿頭白發,給群眾深情鞠躬:“出了這么嚴重的情況,我在北京不知道,作為國家主席,對不起父老鄉親,這是第一層意思;第二,請你們向我講真話。我給你們鞠躬了。”他想知道的是農村的真實情況到底怎么樣。他為什么回家鄉來調查?因為他對這里的情況熟悉、了解真實情況更容易。如果去其他地方,如廣東、廣西等地,可能連語言溝通都有困難,更別說深入調查研究了。回到家鄉就不一樣,他對環境很熟悉,有家鄉情結,在語言交流上也沒有障礙,走親訪友、調查研究結合進行,一舉多得,所以他能夠了解到真實情況。我們的共產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怎么跟人民群眾打交道,讓群眾向你說真心話,怎么讓我們黨的方針、政策貫徹到人民群眾中去,真正讓群眾心悅誠服地相信黨和政府,是一種能力和智慧的體現。大家一定要明白,我們共產黨的初心是什么?就是要讓廣大人民群眾過上好日子。只要理解了這一點,就會有做好群眾工作的方式方法,我們的工作就不會出現大的偏差。
我們從革命先輩的奮斗經歷中,就能看到偉人不是天生的,他也要經過很艱辛的探索,甚至經歷很痛苦的失敗,歷經磨難、一波三折而勇往直前、不屈不撓,最后才能到達勝利的彼岸,功績垂青史、光輝昭日月。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輝煌事業中,我們完全可以從先輩們的人生成長歷程中吸取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
(根據作者在《追尋劉少奇足跡》叢書編輯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編輯)
(《新湘評論》2017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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