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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去所偏,歸于一是”  

陳 晉

 

2017-11-28 18:22:17  來源:(2017年第05期)

 
 
 

發表評論

 

 

 

 

    1941年夏天,毛澤東遇到一件難事,不得不投入很大精力去解決。

  6月中旬,他在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送來的財政預算報告中,發現所列各項開支,缺少軍隊和中央一些單位的預算,便寫信給林伯渠提出兩點建議:“凡必不可免之錢,予以概允”;凡中央、軍隊和地方的預決算,“一概包攬,為之統籌”。

  邊區政府負責“掏錢”,在財政安排上自然要精打細算,量入為出;毛澤東著眼全局,要支持中央、地方和軍隊各方開拓局面,則希望保障供給。“掏錢”和“用錢”,所處位置不同,對預算的要求難免各異。如果資源充足,消除分歧很容易,而問題恰恰發生在抗日戰爭期間邊區經濟最為困難的時候,要統一認識,必須想別的辦法。除了邊區政府主張的“節流”,還需設法“開源”。

  正是在如何開源的問題上,以高崗為書記的邊區黨的中央局,和以林伯渠為主席、謝覺哉為秘書長的邊區政府之間,出現了分歧和爭論,毛澤東難以置身事外。

  爭論的一個焦點是鹽運政策。邊區北部盛產食鹽,其外銷占邊區對外出口的90%,如何把邊區北部的鹽運往南部外銷,成為開源的關鍵舉措。高崗等人堅持實行“官督民運”政策,還成立以高崗為主任的運銷委員會,各縣、區、鄉、村四級分別成立運鹽總隊、大隊、小隊、組,實行帶有軍事化的半強制性的管理。此法增加財政收入見效明顯,卻難免增加邊區群眾負擔,操作上也存在一些缺點。林伯渠、謝覺哉主張鹽的運銷應由政府管理,實行自由貿易,才能減輕民賦,體現施仁政的方針,即使有強制,也應以政治動員和群眾壓力為限,而不應該把運鹽變成軍事性質的行動。

  雙方爭執不下。原則上,高崗和邊區黨的中央局是最高決策機構,而高崗又是陜甘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是本地干部的代表,加上年輕氣盛,又自恃政策見效快,也就沒有設法同兩位革命老人很好溝通。林老、謝老則畢竟代表邊區政府,且年高德劭,均是革命前輩,提不同意見,多少顯得有點居高臨下,認為他們說的話,高崗應該尊重。感覺高崗等人不為他們的異議所動,兩位老人便有了些肝火,徑直把官司打到了毛澤東那里。

  黨政之間的矛盾,不是小事。毛澤東處理此事的難處也顯而易見。為緩解邊區財政困局,他支持高崗等人的做法,不同意改變官督民運的運鹽政策,但又不能無視林、謝二老提出的其中若干弊端和減輕稅賦的初衷,更何況,二老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非同小可。想來想去,他選擇做二老思想工作入手,來化解這場政策爭論。

  從1941724日至822日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毛澤東給謝覺哉以及林伯渠寫了10封信,還數次長談,謝覺哉這期間則向毛澤東報送相關材料數萬言。

  毛澤東化解這場爭論的方法和步驟,大致可概括如下。

  ——控制事態擴大蔓延。毛澤東叮囑林、謝二老,“除對中央政治局同志及西北局主要同志可說自己的不同意見外,勿對他人尤其下級人員說不同意見,以免影響執行與造成更深的分歧”。顯然,毛澤東首先想到的是控制爭論范圍,以防擴大矛盾,影響大局,動搖現行政策。

  ——勸二老全面客觀搜集材料。“勿只注意現行政策的缺點或錯誤方面”“要注意現行政策的成績與正確方面,我覺得二兄在這點態度上是不足的”。這是從判斷事物的方法論上指出二老的不足,希望他們不要以先入為主的成見來看待鹽運政策。此后,謝覺哉確也從歷史和現實、正面和反面搜集了不少鹽運政策材料,報給了毛澤東。

  ——亮明態度。毛澤東表示,現行政策固然有毛病,但“我現在還不能同意停止現行政策,采用另一政策,因為另一政策也許要失敗的,或失敗得更大。”也就是說,在現行政策失敗前,要允許高崗他們去試,“勿只從絕對性設想(即只設想現行政策完全是錯的,另一政策完全是對的)”。事實上,在現行政策還沒有明顯失敗之前,誰也無法證明另外的選擇就一定走得通。

  ——敦促高崗等人換位思考。林、謝二老反映激烈,高崗這邊也不是沒有責任,比如是不是充分了解和尊重政府那邊的意見,是不是及時發現和解決鹽運政策執行當中的不足。為此,毛澤東督促高崗他們及時同二老溝通,“把事情把關系弄得好些”,還把謝覺哉反映鹽運政策弊端的材料轉給高崗等人,提醒他們,材料反映的“情形是很壞的,是否屬實?你們有此類調查否?是否你們所得的僅偏于好的一面,而事情之實際則基本是壞的,即是說運鹽是行不通的”。根據毛澤東的要求,高崗等人立即組織調查,并向毛澤東做了匯報,承認運鹽工作確實存在三個方面的缺點。

  ——自己調查研究,掌握財政經濟的運行規律。毛澤東這段時間花了不少精力研究邊區和國統區兩方面的經濟材料。中央政治局或書記處開會,幾乎每次都要討論邊區財政經濟和鹽運政策,還正式委托毛澤東召集林伯渠、謝覺哉、高崗、陳正人、王明、任弼時、朱德商談邊區經濟工作。這些做法,為統一思想提供了認識基礎,準備了決策條件。

  ——向林、謝二老表達研究邊區財經的心得和觀點。毛澤東告訴二老,要打破邊區財經困局,一是發展經濟,二是平衡出入口,“只要此兩點解決,一切問題都解決了。而此兩點的關鍵,即糧鹽二業的經營”“據此以觀今年鹽的官督民運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當的”。當然,毛澤東也說自己的見解或許還不深刻,二老“覺得有錯誤,即祈毫不客氣,一一指正,以歸一是”。

  ——在認識漸趨一致的時候,再從思想方法上開導林、謝二老。毛澤東擔心二老礙于面子或心情,難從心底里接受自己的觀點,在給謝覺哉的信中,寫了下面這些話:“事情確需多交換意見,多談多吹,才能周通,否則極易偏于一面。對下情搜集亦然,須故意(強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經驗,用此方法,很多時候,前所認為對的,后覺不對了,改取了新的觀點。”“此次爭論,對邊區,對個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會歸于一是。”又說:“事情只求其‘是’,閑氣都是浮云。過去的一些‘氣’,許多也是激起來的,實在不相宜。我因聽得多了,故愿與聞一番,求達‘和為貴’之目的。現在問題的了解日益接近,事情好辦”。這些話,詞意懇切,跳出鹽運政策的是非,態度也謙恭有禮,對林、謝二老的觸動不難想見。

  最后,毛澤東在8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等問題做了系統發言,涉及鹽運政策的爭論,他正式表態:“平衡出入口,要使鹽大量出口,現在采用組織人民運鹽的官督民運辦法,是平衡出入口的好辦法。運鹽要不違農時,進行政治動員,組織勞動力。”后面這兩句話顯然吸收了林、謝二老的意見。毛澤東還說,增加群眾負擔,主要反映在“勞役”問題上,“由于陜甘寧邊區有革命的民眾,勞役是可能的;由于戰爭,勞役是必需的”。會議同意毛澤東的意見,爭論就此結束。

  毛澤東平息這場爭論的邏輯很清楚,其領導藝術尤其值得體會。

  第一,在評判和制定政策上,從實際需要與可能出發。在毛澤東看來,官督民運的鹽運政策盡管帶有半軍事化管理性質,工作中也有缺點,但邊區的現實有此需要與可能,不能因政策有缺陷而改弦更張;再說,政府沒有一點半點的強制是維持不下去的,任何政權都要有相應的權威。林老、謝老的意見忽略了現實的需要與可能,沒有考慮全局,毛澤東沒有吸收。但是,毛澤東也意識到,考慮全局也不能不考慮群眾負擔的輕重,負擔的輕重是否適當,怎樣調整,卻是需要在實踐的推進中逐步完善和解決的。不僅如此,隨著實踐的發展,還需要提出新的政策來補充和調整。比如,到了1942年,群眾的負擔越來越重了,由此出現了“雷公為什么不打死毛澤東”這樣的話。毛澤東及時提出新的政策,精兵簡政,自己動手,搞大生產運動,最終從根本上扭轉了邊區經濟困難局面。可見,正確的政策總是在有了實踐經驗后,逐步調整、創新和提煉出來的,并且是由問題倒逼出來的。

  第二,在人事關系上,毛澤東既不因林、謝是革命老人就對他們的意見加以遷就,也不因他們的某些偏頗就對他們的看法一概否定。對高崗他們實施的現行政策,既肯定其在當時環境下的正當性和必要性,又指出其缺點與問題。確實站在了領袖人物的高度。在邊區黨政雙方逐步統一思想后,毛澤東繼續重用林、謝二老,又先后派懂得經濟工作的南漢宸擔任邊區政府財政廳廳長,調李維漢去擔任邊區政府秘書長。李維漢有組織能力,會處理黨政關系,此后的事情辦起來就順利多了。

  第三,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毛澤東明確提出“各去所偏,歸于一是”和“事情只求其‘是’,閑氣都是浮云”。這兩句話,堪稱對待工作分歧,化解思想情緒的法寶,最值得一說。

  世界上沒有絕對正確、萬無一失的事,有的只是根據現實的情況,做出最合理的選擇。很多方針政策都是從大局出發的優化結果,往往只有在著眼全局,掌握全部信息的位置上才可以做出正確研判。不謀全局者有所偏頗很自然。解決分歧的關鍵和標準是“各去所偏,歸于一是”。毛澤東殷殷期望林、謝二老不固執己見,以和為貴,是去其所偏;讓高崗等查實鹽運政策執行中的弊端,完善官督民運辦法,也是去其所偏。“各去所偏”,雙方便有往中間之“是”靠攏的可能。

  實現“各去所偏,歸于一是”,還需要具體的過程和方法。有時候,雖然說“真理越辯越明”,但大家都心知肚明,辯論常常會讓人們強化原有的成見,真理最終不會通過辯論產生,更不易通過辯論形成共識。根子在于人皆有成見。有的成見是囿于立場,把先入為主的看法當作了客觀事物的真實情況,如果為堅持成見爭吵起來,會動肝火,形成意氣,在意氣挾持下的成見難免成為偏見。去其所偏,就必須改變認識角度,站在成見的反面去思考,因為智者千慮,也可能有一疏,當人們提出駁疑的時候,大可想想,別人為什么不同意。隨著思想方法的進步和胸懷境界的提升,隨著實踐的真實面目呈現出來擺在自己的面前,以前認為沒有問題的,今天就可能認為有問題了。如此一來,“歸于一是”便有了可能。

  毛澤東深知,哪怕是擔負領導職務的老同志,也都是常人、凡人,都有自己的喜怒哀樂和性情,遇到工作上的磕碰分歧,也會激出一“氣”來。有的分歧之所以難得泯滅,恰恰礙于各種“閑氣”的阻擋和遮蔽。古人雖說“萬流爭赴虛如海,一鏡高懸凈不塵”,但胸鏡之塵總是有的,修養之法在于自覺拂拭。所謂拂拭,便是讓“閑氣”如浮云飄過,代之以求“是”之心,這樣一來,“各去所偏,歸于一是”之手,便可來扣動心扉了。

 

(《新湘評論》2017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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