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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成熟的“陣痛”(下)  

陳 晉

 

2017-11-28 18:22:17  來源:(2017年第03期)

 
 
 

發表評論

 

 

 

 

這是一群年輕氣盛的革命精英

    大背景導致會有這場爭論,但這場爭論是否必然發生呢?比如說,如果紅四軍前委先在領導層內部議出相應共識再拿出來討論,而不是一竿子把分歧捅到基層,更不是號召大家來“努力爭論”,思想混亂程度會不會小一些?如果有成熟的領導機制和領導藝術,做到這樣是可能的。

  可惜紅四軍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那時,黨內政治生活如何運用民主集中制還在探索過程中,圍繞某個決策公開爭論是常事,甚至被當作同舊式軍隊的區別所在。參與者蕭克回憶:“那時黨內不忌諱爭論,黨的文件、黨章都規定黨內實行民主集中制,黨員對問題有看法,在未作出決定之前,可以自由討論……還說‘可以舉行爭論’。所以,大多數人從關心黨、愛護黨的角度出發,發表自己的看法,展開爭論”。

  發生這場風波,還與紅四軍領導層整體上年輕氣盛有關。最大的朱德40歲出頭,毛澤東35歲,劉安恭剛剛30歲,陳毅只有28歲,林彪才20歲出頭,基層黨代表們則大多同林彪的年齡相仿。毛澤東尚且還在向成熟邁進,要求這群既年輕氣盛,更心高氣盛的革命者客觀冷靜地看待分歧,未免苛刻;讓他們有話憋住不說,更難。換個角度說,這或許正是紅四軍以及那一代共產黨人的創造活力所在,如果相互之間總是禮數備至,一遇矛盾便打著哈哈繞著走,紅四軍恐怕也難成氣候。

  還有,盡管大家都知道只有合力團結,紅四軍才有發展前途,可是,人處在爭執之中往往并不容易相互服氣,個人因素難免會推波助瀾。比如,讓軍委停止辦公,事實上等于弄掉了朱德的軍委書記職權,如果再有人把這個問題上升到組織原則(比如劉安恭認為不設軍委就是不按中央要求辦),或下沉到個人品質(如林彪指稱朱德“好講大話”“拉攏下層”),又沒有特殊的權威來集中意見,爭論勢必會漫無邊際,成為纏繞復雜的一團亂麻。

  總體上說,這是一群有理想、有朝氣、有闖勁,卻難免自以為是的革命精英。設身處地從幾個主要當事人的角度來看這場爭論,雖然夾雜著個人意氣因素,大體也是事出有因。

  先說朱德。

  他對革命前途的認識和毛澤東高度一致,具有堅定信念和樂觀精神。作為紅四軍軍長,又是軍委書記,理所當然地認為指揮打仗是自己的責任,而且他也不是不重視黨對紅軍的領導作用,只是覺得應該克服前委包辦下級黨組織事務的傾向。而且,既然是一個軍,按中央規定就應該有一個軍委,怎么能說撤就撤呢?你不能說朱德有這個想法全然沒有道理。朱德為人忠厚,在爭論中也光明磊落,一旦中央認為應該恢復毛澤東的前委書記,立刻表示,“過去的那些話我收回,我們請他回來”。毛澤東在延安時說朱德“肚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或許就積累有對朱德在這場爭論中的表現的認識。

  說說陳毅。

  他本是毛、朱之后紅四軍第三號人物,劉安恭來后降為第四號。陳毅在爭論中試圖調和折中,這樣做,主觀上是為維護黨內團結,結果是沒有支持正確主張,甚至是壓抑了正確主張,陷入毛澤東非常不滿意的“八面美人四面討好”的尷尬境地。被大家推舉出來代替毛澤東主持前委工作,自然希望把意見集中起來,卻又不得不模棱兩可,各打五十大板,對毛澤東的批評又略重一些。有他的表態,毛澤東落選也順理成章。陳毅是爽快人,他到上海如實匯報爭論情況,周恩來認為在大原則上毛澤東是對的,選掉他的前委書記不妥,陳毅立刻意識到自己有錯,并代中央起草“九月來信”。回到紅四軍后,他又寫信給上海中央,表示要“化除一些同志的成見(朱、毛在內),用布爾塞維克黨的態度掃除一切敷衍調和模棱兩可的陳毅主義(如毛同志所說)”。

  說說林彪。

  作為紅四軍第一縱隊司令,在官兵中很有影響力。他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讓毛澤東倍感溫暖,在給林彪的回信中說,“你的信給我很大的感動,因為你的勇敢的前進,我的勇氣也起來了”。林彪支持毛澤東的理由雖然談不上很深刻,但也是出于真誠,不能說當時就在投機。當然,其中確實也夾雜著對朱德的成見,表達意見的時候還使用了一些貶損朱德形象的詞匯,這反映他當時的政治水平和胸懷格局。林彪會打仗,戰功大,即使后來他叛逃摔死,這也是黨內領導層的共識。要命的是他的胸懷格局確實不寬,也愛記仇。1959年廬山會議后的軍委擴大會,本來是批彭德懷,他異乎尋常地大批朱德,說朱德不承認毛澤東是領袖,名義上是總司令,實際上沒有當過一天總司令,名聲大功勞不很大等等,這些話讓在場的許多高級將領震驚。在1929年的這場爭論中,毛澤東給林彪的回信中并沒有陷入來信的成見,認為“現在的爭論問題,不是個人的和一時的問題,是整個四軍黨的和一年以來長期斗爭的問題”。

    最后說說劉安恭。

  他上過云南講武堂,又在蘇聯學習軍事,在軍事上很懂行,到紅四軍工作確實很想有一番作為。他同朱德早就相識,又都是軍事干部,有共同語言,兩人更接近一些屬情理之中。但他機械地執行中央“二月來信”要求,又深受蘇聯紅軍“一長制”的影響,屬于典型的教條主義。特別是初到紅四軍,沒有把情況了解清楚便立即“偏于一面”;一當上軍委書記,就要求前委少管事,有些“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味道;取消臨時軍委,他最想不通,不服氣,有牢騷,把爭論擴大化和復雜化。這些也都是事實。他后來擔任紅四軍第二縱隊司令,是很盡職的,打仗也有一套,不久在戰斗中犧牲,殊為可惜。朱德很懷念他,在延安對人說起劉安恭,稱他為優秀將領。

 

危機中的領袖選擇有一個比較過程

  毛澤東后來復任前委書記,既與中央支持有關,也與紅四軍七大后的實際遭遇有關。

  毛澤東離開紅四軍后,紅四軍的日子并不好過。先是陳毅主持大局,但他很快感到前委工作之難,后來回憶,“我掛了幾天帥,感到自己不行。事情就是這樣,你不在那個位子上干不知道,一干前后一比較,就察覺出問題來了”。于是,他借赴上海開會之機向中央匯報。在上海,周恩來問陳毅,你可以代替毛澤東嗎?陳毅明確回答說“不行”。他代中央起草給紅四軍的“九月來信”,核心內容就是要把毛澤東請回來重新掛帥。

  陳毅到上海后,紅四軍這個攤子便留給朱德一個人來支撐。他既要管軍事,又要管政治,還要管地方,而部隊極端民主化的傾向日益嚴重,實在是應付不過來。10月間,他在上杭主持召開紅四軍第八次黨代會,還是像此前召開的七大那樣搞自下而上的民主討論,兩天會議什么都定不下來,甚至討論程序問題就花很長時間。代表們各說各的,誰都做不了主,最后還是要請示中央再定。會后,朱德又被迫執行中央不切實際的命令,率紅四軍去打廣東,結果得不償失,損失了幾百人。如果毛澤東當時在,按其性格或許會硬著頭皮頂回中央的錯誤命令。朱德體會到做“大當家”的難處,越發覺得紅四軍離不開毛澤東。

  陳毅不久從上海回來,傳達中央“九月來信”,對毛澤東和朱德的爭論各有肯定,也各有批評,總體上是支持毛澤東的主張,要求部隊維護毛澤東和朱德在部隊中的威信。陳毅1123日還給毛澤東寫信說:“我倆之間的爭論已經得到正確的解決。七次大會我犯了錯誤,八次大會的插曲更是錯誤。見信請即歸隊,我們派人來接。”紅四軍內部的爭論由此將迎刃而解。

  毛澤東是19291126日回到紅四軍的。陳毅向毛澤東當面作了檢討,毛澤東則向朱德、陳毅等表示誠懇接受中央來信中對他的批評,還說紅四軍開八大時因為身體不好,情緒不佳,寫了一些傷感情的話(指打倒“陳毅主義”)。1128日,毛澤東分別給中共中央和李立三寫信說,“四軍黨內的團結,在中央正確指導之下,完全不成問題”,“我大病三月,現全好了”。

  毛、朱、陳三人坦然釋懷,嫌隙消失,使這場爭論風波尤如分娩前的“陣痛”,終究迎來瓜熟蒂落的時刻。192912月,他們三人齊心合力,在福建上杭召開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古田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案”,批評了各種錯誤思想,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從而在黨和軍隊建設史上樹立起一座至今閃著光芒的豐碑。這場爭論的理論總結,就是“決議案”的第一部分《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收入后來出版的《毛澤東選集》,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典名篇。

  解讀這場風波,讓人感慨良多。

  一般說來,工作上不同的意見,在工作和事業順利的情況下,且不會出現嚴重責任和后果時,激化為個人意氣和對立的可能小一些,也不會影響相互間的信任和友誼。如果發生在危機中,發生在領導核心還沒有形成的時候,就可能演變為尖銳分歧和隔閡。在危機時刻,在眾聲喧嘩而又難以定于一計的情況下,毛澤東那樣的主張,那樣的性格,那樣的才干,很難掩隱,自會大放光彩。反過來說,一個團隊越遭遇困難,越面臨危機,越是需要能夠果斷而正確行事的權威領導。在這種情況下脫穎而出被人們選擇的人,就可能成為核心的領導。當然,要做出正確選擇,難免會有比較,有爭論,有“陣痛”。

  毛澤東在紅四軍不可動搖的地位,經歷這場成熟前的“陣痛”后,完全樹立起來;毛澤東經歷這場“陣痛”后,也在政治藝術、軍事指揮和理論認識各方面躍升到一個新的臺階。所謂領袖來自實踐,為歷史選擇,大抵就是這個意思。

 

(《新湘評論》2017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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