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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成熟的“陣痛”(上)  

陳 晉

 

2017-11-28 18:22:17  來源:(2017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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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成為領袖人物,經歷了好幾道難走的坎。每跨過一道坎,都意味著他和他的團隊經歷了一場難熬的“陣痛”,隨后向成熟邁進一步。

  1929年春天到秋季,紅四軍內部爆發的那場大爭論,是毛澤東遭遇的數得上的一道大坎。和渡過的其他難關不同,這次碰到的不是來自外部或上級的壓力,而是來自內部、來自下級的信任危機。還原這場風波中的人和事,有助于體會毛澤東走向成熟前不可避免的“陣痛”,理解他被歷史選擇的累積過程。

 

紅四軍內部發生了什么風波?

  毛澤東和朱德19291月率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后,失去根據地的依托,軍情緊急,陷于被動。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簡稱前委)決定,以朱德為書記的紅四軍軍事委員會(簡稱軍委)停止辦公,將其權力集中到前委。這個舉措是為便于機斷決策,卻也埋下紅四軍內部爭論的種子。

  糟糕的是,紅四軍離開井岡山后屢遭挫折,官兵對領導層生出不少議論。4月初,又收到上海中央的“二月來信”,對形勢做出悲觀估計,提出紅四軍應該分散活動,要朱、毛離開部隊。毛澤東沒有同意,但來信動搖了他和朱德在部隊的凝聚力,隊伍不好帶了。5月初,從蘇聯回國的劉安恭受中央委派來紅四軍工作,提出紅四軍有兩派,一派擁護中央,一派反對中央,官兵們的思想由此更加混亂。隨后,前委又決定成立臨時軍委,以劉安恭為軍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他隨即主持軍委會議,決定前委只討論行動,不要管其他事,這等于是下級決定上級的權力范圍,限制前委的領導權。這又引起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一些人的強烈不滿。

  紅四軍成立以來一場大爭論不可避免地爆發了。

  爭論的問題很多,歸結起來主要是:前委和軍委如何分權?在前委領導下各級黨組織的作用如何發揮?個人領導和黨的領導如何區別?黨的領導是否只能管政治工作,不能一切都管?紅軍的任務是否只是單純打仗,流動游擊?建立根據地是否只是地方的任務?紅軍內部實行民主集中制還是長官說了算?毛澤東的態度很鮮明:軍委和前委分權后,“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責任又要擔負,陷于不生不死的狀態”;“反對黨管一切,反對一切歸支部,反對黨員的自由受限制”,這些都是錯誤的。

  68日,前委召開擴大會議,想解決這些爭論。毛澤東寫給會議的書面意見表示,“我不能擔負這種不生不死的責任,請求馬上調換書記,讓我離開前委”。這次會議決定取消臨時軍委,照顧了毛澤東的意見,但引起劉安恭強烈不滿;毛澤東關注的一些原則問題,卻又在爭論中不了了之。由于毛澤東執意離開前委,朱德、劉安恭又是爭論的當事一方,會議委托陳毅主持前委工作,籌備紅四軍第七次黨代會。臨危受命的陳毅隨即讓毛澤東、朱德、劉安恭各寫一篇文章申明自己的觀點,以供黨代會討論。

  68日的前委擴大會議不僅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把爭論激烈化和復雜化了。林彪在會前三個小時給毛澤東寫信,勸其不要離開前委,還含沙射影地非議朱德“領袖欲望非常高漲,虛榮心極端發展”,喜歡“拉攏下層”“放空炮”,朱德講話愛提褲子,也被他說成是“游擊氣息”。林彪的這個表態,有意無意地把領導層的爭論引向人際關系和個性作風。劉安恭在會后則四處游說,堅持設立軍委,說毛澤東不愿分散紅軍,還取消軍委,是“自創原則”的“反對中央派”。毛澤東在給林彪的回信中表示,“黨內有爭論問題發生是黨的進步,不是退步”,自己請求離開前委是為改變環境以“得到相當的進步”。朱德的意見是,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的做法,影響下面各級黨組織作用的發揮,他堅決擁護“一切工作歸支部”這個原則,但不同意毛澤東主張的“黨管理一切”這個說法。

  以上四人的不同意見,事實上毛和林相同,朱和劉接近。這讓主持前委工作的陳毅左右為難,只好把他們的意見原文印發給各黨支部,號召“同志們努力來爭論吧”。

  622日召開的紅四軍七大,毛澤東、朱德、劉安恭各自講明觀點,也對別人的質疑作些解釋,黨代表們則自由討論,對幾位領導人提的意見很多。最后,陳毅代表前委對毛澤東和朱德各打五十大板。他對毛澤東提出四條口頭批評:對馬列主義的信仰不夠,因為毛澤東常講馬列主義只規定世界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原則,具體做法要靠自己來創造;有個人英雄主義,因為毛澤東總講黨管一切,實際上是說沒有你這個前委書記來領導紅四軍就不行;有家長制作風,朱毛兩個人吵架,我們這些人不好辦;毛澤東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是不對的,共產黨員在黨內怎么會沒有發言權呢?說錯話可以改嘛。

  有了陳毅的表態,會議給朱德“警告”處分,毛澤東對這場爭論應負更多責任,給予“嚴重警告”處分。改選前委時,陳毅當選書記。這實際上采納了劉安恭提出的“黨內負責同志輪流更換來解決糾紛”的主張。

  毛澤東最后表示:陳毅對我的批評現在不辯,如果對我有好處,我會考慮,不正確的,將來自然會證明他這個不正確。這個表態,確有政治家風度。但毛澤東畢竟騎虎難下,不好再留在紅四軍領導崗位,便帶著幾個人到閩西指導地方工作。毛澤東后來說,這是遭到內部同志不理解,把我趕出紅軍,去當老百姓。其心之憋屈,可想而知。果然是積郁成疾,得一場大病,一度化名“楊先生”住進山洞。國民黨報紙造謠說毛澤東因病去世,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不明實情,還發了訃告。

  那段時間,毛澤東心里實在不好受。99日重陽節那天寫詩說,“但看黃花不用傷”。因為有真傷感,才說不用傷感。只是后來事過境遷,才改為“戰地黃花分外香”。

 

毛澤東處于走向成熟的路上

    紅四軍內部這場爭論,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當時的整體認識水平。大革命失敗后的起義高潮過后,初創的紅軍實行什么樣的領導體制,如何處理黨組織和軍隊的關系,怎樣在農村創建根據地,各地都沒有一套成熟的做法,無論是黨中央還是紅四軍,都處于探索、觀察和選擇之中。紅四軍離開井岡山后的實際遭遇比預想的要困難,遠在上海的中央對紅四軍的命運估計一度傾于悲觀。紅四軍內部自然滋生出種種不好的傾向,諸如不愿做艱苦的根據地創建工作,希望“走州過府”;不習慣于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強調軍事主官的權威;拒絕“自上而下的民主”,要求“自下而上的民主”。

    面臨這種情況,無論是誰領導紅四軍,都必然會爆發眾聲喧嘩的爭論。

  毛澤東在爭論中站位確實要高一些。他敏銳地注意到,表面上是要不要恢復紅四軍軍委之爭,實際上是黨組織和紅軍的關系之爭。他把爭論上升到反對流寇思想,反對悲觀主義,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反對極端民主化(自由主義)等傾向上面,確實抓住了要害。他鼓勵爭論,是覺得爭論不徹底,也不利于這些原則問題得到根本解決。毛澤東后來常講,擠破膿皰才好治愈,讓各種意見充分暴露出來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不知是不是從這場爭論起就受到的啟發。他高人一籌的主張,雖然沒有得到多數人理解,卻促使他深入思考,決心爭論下去,直到問題解決。

  正是在如何解決的問題上,毛澤東突顯了正在走向成熟的政治性格。

  毛澤東固然有軍事天賦,但他的職位畢竟是紅四軍黨代表和前委書記,具體的軍事指揮按理是由軍長兼軍委書記朱德負責,在官兵們的印象中,朱德的軍事經驗也比毛澤東多些。那時的中心工作是打仗,在毛澤東的軍事權威沒有完全樹立起來前,紅四軍官兵習慣由軍事首長直接指揮,多數人由此覺得,毛澤東停止軍委辦公,把權力集中到前委,是“書記專政”“管事太多”“家長制”。這說明黨指揮槍的原則在部隊里還沒有形成習慣。

  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沒有被多數人接受,和他當時的領導作風也不無關系。陳毅在紅四軍七大上批評毛澤東的四條意見中,說毛澤東對馬列主義信仰不夠,是講錯了;但有的批評卻并非空穴來風,如個人英雄主義和家長制領導作風問題。紅四軍在前委之下設立一個軍委,確實顯得重疊,毛澤東決定停止軍委辦公,雖屬適應實際之舉,但事起倉促,未顧及朱德感受,不能算周到。毛澤東屢屢不滿軍委和前委分權,還說他這個前委書記“不能擔負這種不生不死的責任”,這多少也給人“要么聽我的,要么我不干”的負面印象。離開紅四軍后,紅四軍召開第八次黨代會,朱德等人請他回來參會,毛澤東回信說:我平生精密行事,被陳毅主義視為眼中釘。陳毅讓我當八面美人四面討好,我辦不到,紅四軍黨內是非不解決,我不能隨便回來。朱德等人自然不高興,命令毛澤東必須趕回來開會,同時又給他送去一個“警告”處分。陳毅從上海回來,寫信給毛澤東說,中央對爭論已有正確表態,請他回來主持大局。毛澤東仍難解開心結,回答說先要弄清是非,然后再考慮復職。陳毅后來回憶說,毛澤東的這個答復,“是事先我沒有完全想到的”。

  毛澤東的這些做法,與年輕時便養成的強悍性格有關。在1921年給彭璜的一封信中,他就坦陳“論理執極端,論人喜苛評”“不愿犧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我覺得吾人唯有主義之爭,而無私人之爭,主義之爭,出于不得不爭,所爭者主義,非私人也”。這些自我解剖之語,很能反映毛澤東為人處事的個性,對他后來在黨內的沉浮不能說沒有影響。正面的影響是原則性強,敢于擔當,在逆境中不隨便低頭,拒斥“鄉愿”之俗,不做違心之舉。負面的影響是,既然是不為私計的“主義之爭”,一旦覺得真理在自己手里,就乾坤獨斷,要干就聽我的,否則寧肯辭職也不遷就,確有些家長制領導作風。盡管毛澤東的才干能力是能夠勝任前委書記的,但還是在紅四軍七大落選,被部下“造了反”,不能不說與他當時的性格局限有關。在這方面,毛澤東真正成熟是在遵義會議之后。

 

(《新湘評論》2017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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