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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放:以“四跟四走”精準扶貧的新經驗完善社會主義制度  

高 放

 

2017-11-28 18:22:17  來源:(2017年第17期)

 
 
 

發表評論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即2020年,我國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是黨的十二大以來所確定的一個戰略目標。為實現這個目標,歷屆中央和政府都高度重視,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實施扶貧攻堅計劃。

  但是,到目前為止,全國尚有4000多萬貧困人口沒有脫貧。為什么扶貧任務還如此艱巨,問題的關鍵是什么?是制度還不夠完善,短板局限了扶貧的“最后一公里”。要打通扶貧攻堅的“最后一公里”,必須進行體制改革。所以,湖南省懷化市委、市政府大膽改革,簡政放權,把有關民生的51項權力下放到鄉鎮,由此而引發了懷化市、縣、鄉、村生產關系的變革,開創了“四跟四走”精準扶貧的一條符合生態文明時代發展的新路。湖南所總結的“四跟四走”就是“資金跟著貧困人口走,貧困人口跟著致富能手走,致富能手跟著產業項目走,產業項目跟著市場走”。這條精準扶貧的新路實際上就是當今農民專業生產合作化的新路。由此,必將大力快速提高農業生產力,農民不僅可以脫貧,而且能夠走上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康莊大道。

    放眼神州大地,自2007年全國人大通過并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之后,我國新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迅速。據統計,到2015年底,八年間已經發展到1531105家,社員總數已經達到4159萬,超過全國農戶總數的三分之一。我看到這個喜訊之后特別興奮和激動。因為我早在1954年就在中國人民大學全校科學討論會上作過《論我國過渡時期的工農聯盟》的報告,該文獲得全校優秀科學論文乙等獎,后由華東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過單行本,發行6萬冊,這激起了我對研究“三農”問題的興趣。2009年為迎接60周年國慶,我又應中央黨校主辦的《理論前沿》之約撰寫了《建國六十年來工農聯盟的發展》。我在文末提出:當今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在于逐步實現農業工業化產業化、農村城鎮化城市化和農民工人化市民化,實現農業產業化的“最佳方案應是實行土地入股,建立土地股份制的新型農業合作社,推舉賢能負責生產經營”。當我看到懷化市總結出的“四跟四走”精準扶貧實踐經驗,正是我七年前設想的解決“三農”問題方案的具體化,我內心深感欣喜萬分!懷化市把國家扶貧資金遵照貧困戶民意,通過與致富能手組建專業合作經濟組織,采取合伙入股的方式,交給致富能手管理運作,發展市場需要的農業產業,在提高農業生產力的前提下實現貧困戶脫貧,進而使農民達到共同富裕。

    農村這種農業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大發展,不僅是農村生產方式的大轉變,而且還會促進農村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拓展和鞏固,進而引起政治上層建筑的大變化,這將加快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

  中國改革開放證明了沒有政治體制的變革,經濟體制變革也就難以發生。有許多人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只有經濟體制的變革,而沒有政治體制的變革,這種認識完全不符合實際。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首先是從政治體制開始的。197812月召開的黨中央工作會議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正是由于充分發揚了黨內民主,才能摒棄以階級斗爭為綱,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農村撤銷政治經濟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體制,這些都是中國改革開放時期政治體制改革的堅實內容。沒有這些政治體制改革的措施,也就沒有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就。

  同樣如此,今天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精準扶貧,也必須首先在機制上和體制上做文章。因為,制度的短板局限了我們的經濟發展,局限了精準扶貧的發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后一公里”打不通,主要是體制上的原因,而不是經濟上的原因。如果單純從經濟上去尋找局限精準扶貧的原因,是找不準的,只有從體制上去尋找實現精準扶貧的途徑,才有可能找到事物的根本。懷化市精準扶貧首先是從制度上、從體制上去尋找切入口,這樣就牽住了“牛鼻子”。完善體制和制度,精準扶貧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這就是湖南“四跟四走”精準扶貧的意義所在。

    懷化市、縣、鄉、村制度與體制的變革,帶來了生產方式的轉變。因為,有什么樣的生產關系就有什么樣的生產方式。隨著鄉鎮體制與機制的變革,懷化農村的集體經濟出現了新的合作經濟形態。這種新的集體經濟的形態適應了新的歷史時期農村經濟的新發展。這是信息化、網絡化時代農村經濟新發展的新的時代特點。我們要善于把握這種新的集體經濟發展的新趨勢,引領“三農”的發展。

  回顧20世紀50年代初,我國的農業合作化是在農民土地私有制和國家實行計劃經濟的條件下,缺乏科技的大力支持,急于把農民的土地和各種生產資料都集體化。1956年,中國農村急于完成農業生產合作化,1958年又急于超前搞人民公社,實行“一大二公”的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由于科技水平低和“剪刀差”的存在,實際上損害了農民的利益,束縛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這種以革命的名義推行的集體經濟組織,生產關系不和諧,必定帶來生產方式的不協調,農業生產力難以快速提高,農民生活難以改善,貧困戶無法脫貧。所以,改革開放初期生產方式的轉變,首先是從調整生產關系開始的。農村實行生產責任制,經濟體制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也就成為了歷史的必然。1978年改革開放后,1980年撤銷了人民公社這種政社合一的體制,把農業的生產權和經營權交還給農民,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經過改革開放近40年的發展,農村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隨著信息化全球化時代的到來,農村經濟再實行個體經濟的生產方式,已經遠遠不適應現代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當今在土地已經國有化、集體化,國家從計劃經濟轉軌到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農業專業化生產、集約化規劃、規模化經營、市場化銷售已經成為現代農業發展的新趨勢。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農民享有土地使用權,農民承包的土地責任制不變,但是,以自己承包的土地作為生產資料加入合作化生產,組成股份制公司,這樣,新的生產關系產生出新的生產方式,實行農業的現代化生產,這種生產關系與生產方式,適應了信息化、全球化時代與生態文明時代的發展。這與60年前的集體經濟的合作社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都有著根本的區別。第一,以前的集體經濟,農民把自己私有的土地上交給集體。而現在的土地使用權還是歸農民享有。第二,現在的集體經濟是以發展農業產業經濟為目標的,個人享有經濟權利。發展多少,收益多少,分配多少,農民都心知肚明。而以前的集體經濟卻是完全歸集體所有,個人只有到了年終才得知能分多少。第三,現在的集體經濟以產業化、集約化、規模化、市場化為指導,產品要滿足社會需求,要豐富多彩。為此,要發展綠(傳統種植業)、藍(把海洋藻類植物引入江河湖池種植)、紅(畜牧業和禽業)、黃(五谷加工業)、白(微生物資源農業,農業工人要穿上白色大褂,在潔凈的車間生產蛋白質農場奶品)五彩農業,主要供應全省、全國以及出口,全盤規劃、互通信息、因地制宜、發展“一村一品”。以前的集體經濟單一性、分散性、小規模,主要是滿足當地、小范圍的需要。第四,以前的集體經濟是在蒸汽化、電氣化科技水平下發展,那時農業現代化只能得到拖拉機、聯合收割機和化學肥料等的支持。當今的集體經濟是在信息化、基因化的最新科技水平下發展的,許多農民都擁有智能手機,可以聯絡四方,獲得各種信息。尤其是“互聯網+”大數據的運用將加快促進現代化、社會化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基因工程的進步對于農、林、牧、副、漁各業的發展更是前景無量。可見,發展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社是全面振興農業的通途。農業得到新發展和大發展,農民可以就地工人化,農林可以就地城鎮化,“三農”問題從而得到根本解決。

  懷化的集體經濟組織形式,都是自愿組合的股份制企業,因而與20世紀50年代的合作社、人民公社有著根本的不同。這種改革開放近40年后新的經濟組織形式的出現,與改革開放前30年的生產方式的根本區別,就是從農村個體經濟自愿向新集體經濟的轉變。這是生態文明時代、信息化、全球化時代,農村經濟新的時代特點,這也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一種不斷完善的過程。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斷完善。

  有的人之所以會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沒有政治制度改革,就是因為沒有認識到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是要推倒社會主義制度重來,而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斷完善。只有認識到改革開放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斷完善,我們才有可能認識到要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彌補社會主義制度的短板,就必須實行改革開放。從這個意義上說,湖南包括懷化市等一些地方的“四跟四走”精準扶貧,就是一場新的改革開放的開端。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的胡應南同志新著《創新之路——湖南省懷化市“四跟四走”精準扶貧的實踐與探索》,通過發現和剖析湖南懷化這一典型,闡述了體制改革和轉變生產方式的重要性、必要性與可行性,因而升華了“精準扶貧”的重大、廣泛的社會意義,這是有關農村改革問題的探索。探索要取得成功,一定要深入認識歷史發展的規律。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赫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所指出的,“歷史的進程是受內在的一般規律支配的。”“歷史事件似乎總的說來同樣是由偶然性支配著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這種偶然性始終是受內部的隱蔽著的規律支配的,而問題只是在于發現這些規律。”發展農民專業生產合作社不僅是當前精準扶貧的捷徑,而且也是長遠振興農業的通途。馬克思早在1864年發表的《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中就已指出:由勞動者“帶著興奮愉快心情自愿進行聯合勞動”合作社,“給予多么高的估計都是不算過分的。”“要解放勞動,合作勞動必須在全國范圍內發展,因而也必須依靠全國的財力。”我國新型農業專業合作社的大發展必能促進“三農”問題的根本解決。懷化市“四跟四走”精準扶貧中所體現出來的體制改革、集體經濟的新集合的歷史性規律,也不是偶然出現的歷史現象,而是有規律可循的歷史必然。

  精準扶貧是習近平總書記積累40年扶貧攻堅實踐經驗而探索出來的新理念、新思想。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要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勇于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創新,讓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讓發展更有質量,讓治理更有水平,讓人民更有獲得感。”從制度文明的意義上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又反作用于經濟基礎。懷化市“四跟四走”精準扶貧的制度創新,帶來了新的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的出現,帶來了生產方式的轉變,進而會促進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所以,我們實施精準扶貧,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使命,實質上就是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懷化市“四跟四走”精準扶貧的成功,使我們對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更加充滿信心。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

 

(《新湘評論》2017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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